惲希仲與他的父親母親
書屋講壇
作者：李良明
在上海長寧路1898弄住著一戶普通的人家，他的主人叫惲希仲。2012年8月28日，希仲老因腦溢血不幸在上海華山醫院去世，享年八十四歲。在辦理他的後事時，家人、單位群眾和組織才知道他是黨重點保護的四十七位著名英烈子弟之一，無不驚歎與感動。
他的父親是惲代英。
惲代英（1895—1931）是中國共產黨早期領導人之一，著名的理論家和青年領袖，祖籍江蘇武進，1895年8月12日生於湖北武昌。惲代英在武昌中華大學讀書時，就誌向高遠，追求崇高的理想。1917年，他在《論信仰》中寫道：“信仰之引人向上，固不可誣之事。且其功用能使怯者勇，弱者強，散漫者精進，躁亂者恬靜，曆史所載，其偉大之成績，不可縷述，令人震眩之以為不可拋棄，蓋亦非偶然也。惟信仰固有如此之功用，而除信仰外，尚不乏有此同一之功用者。”其時，辛亥革命失敗，中國又重新回到了半殖民半封建社會，國家壞到了極處，人民苦到了極處。惲代英從中國傳統文化的善惡觀中汲取營養，將進步民主勢力稱之為“善勢力”，將西方列強和北洋軍閥、政客等訴之為“惡勢力”，決心從公德、公心、誠心、謹慎、謙虛、服從、禮貌、利他八個方麵加強修養。他這時的理想，是希望自己成為改造國家與社會的“善勢力”的一分子，並依靠“善勢力”，去撲滅“惡勢力”。
五四運動後，包括馬克思主義在內的各種社會主義思潮在中國廣泛傳播。惲代英曾細心地研究過無政府主義和新村主義，思想曾一度受到影響，與此同時，他也刻苦學習馬克思主義，經過反複實踐和比較，最終認識到無政府主義是“割肉飼虎的左道，從井救人的誣說”，“個人主義的新村是錯了”，中國舊社會的罪惡，“全是不良的經濟製度所構成。舍改造經濟製度，無由改造社會”。於是他的世界觀發生了根本轉變。1921年7月中旬，惲代英與林育南召集受利群書社影響的二十四位進步青年在湖北黃岡開會，宣布成立具有共產主義性質的革命團體共存社，其宗旨是“企求階級鬥爭、勞農政治的實現，以達到圓滿的人類共存為目的”。從此，他堅定地選擇了信仰馬克思主義，同年年底，加入中國共產黨，1923年任團中央宣傳部部長，創辦《中國青年》。1926年，在國民黨二大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同年3月，任黃埔軍校政治總教官。1927年在黨的五大和中共六屆二中全會上均當選為中共中央委員。
惲代英一生，主要戰鬥在黨的思想理論戰線上。他主編《中國青年》，熱情宣傳馬克思主義和黨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基本思想。當時學術救國、教育救國、科學救國思想對青年影響很大，惲代英循循善誘，深刻指出，在中國不打倒軍閥統治，不打倒帝國主義的侵略勢力，縱有幾千幾萬技術家，也不能救國，隻有改變了國家的政治製度，才能談得上學術、教育、科學。因此，他希望青年多研究救國的學術——社會科學。他把理想比作“光明之燈”，矢誌追求，認為“希望愈大如燈光愈大”。他對青年朋友說：“你若能研究得到一種信念，知道國家社會一定是可以改造的，那譬如你在黑暗中見了燈光，你的膽氣自然更要大了。”他還說：“主義真是一個有力量的東西。人每每因為一種革命的主義能夠解決自己與社會的痛苦，不惜犧牲一切為主義奮鬥。多少被壓迫者集合在這種主義的旗幟下，多少革命誌士為了主義流血啊！”
惲代英就是為了共產主義遠大理想，不惜犧牲自己一切的偉大誌士。1927年，蔣介石發動“四·一二”政變後，惲代英與毛澤東等聯合宋慶齡、鄧演達等四十名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候補委員發出《聯名討蔣通電》，痛訴蔣介石是“總理之叛徒，本黨之敗類，民眾之蟊賊”。“馬日事變”後，惲代英親率由武漢中央軍校學生編成的獨立師，隨武昌衛戍司令葉挺的兩個團奔赴前線平叛，暫時保衛了武漢的安全。汪精衛“七·一五”分共後，他鼓勵沒有暴露共產黨員身份的軍校幹部戰士說：“中國革命舊的聯合戰線破裂了，隻要我們意誌堅定，主義明確，真正能團結群眾，新的聯合戰線不久會建立起來的，喪失了的陣地會逐漸恢複起來。”隨後，他參與領導了南昌起義和廣州起義。廣州起義失敗後，惲代英的革命意誌更加堅定，堅信革命的失敗隻是暫時的挫折。他說：“挫折是不可避免的，要經得起挫折，不承認失敗的人，才有再戰的勇氣。失敗是成功之母，我們一定要從其中學到東西……古話說‘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假如我們下決心造三十年反，決不會一事無成的。年輕人！要有決心幹三十年革命，那你還不過五十歲，接著再搞三十建設，你不過八十歲。我們的希望，我們的理想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恐怕也實現了。那時世界多麼美妙！也許那時年輕人，會不相信我們曾被又殘暴又愚蠢的兩腳動物統治過多少年代，也不易領會我們走過的令人難以設想的崎嶇道路，我們吃盡苦中苦，而我們的後代則可享到福中福。為了我們崇高的理想，我們是舍得付出代價的。”1928年至1930年，惲代英先後在香港、上海秘密從事黨的地下工作。在生活極為艱難、隨時都有被捕犧牲的情況下，他卻十分樂觀，對妻子沈葆英說：“我們是貧賤夫妻，我們看王侯如糞土，視富貴如浮雲，我們不怕窮，不怕苦。我們要安貧樂道。這個‘道’就是革命的理想。為了實現它而鬥爭，就是最大的快樂。我們在物質上雖然貧窮，但精神上卻十分富有。這種思想、情操、樂趣，是那些把占有當幸福，把肉麻當有趣的人所無法理解的。”1930年5月6日，惲代英在上海被國民黨當局逮捕，因叛徒顧順章出賣，1931年4月29日在南京英勇就義。臨終前，他寫下了氣壯山河的《獄中詩》：“浪跡江湖憶舊遊，故人生死各千秋；已擯憂患尋常事，留得豪情作楚囚。”表明了他為實現民族獨立、人民解放理想而英勇奮鬥、不怕犧牲的壯誌豪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