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第二點，貶值能否促進中國出口增長，從而起到帶動經濟增長的作用，這仍然值得討論。首先，從中國出口所占世界份額看，目前已經處於12%高位，僅略低於美國在上世紀90年代達到的曆史最高水平，排名其後的美國、德國與日本分別為9%、8%與4%。在此情況下，依靠人民幣貶值刺激出口份額增長的空間十分有限，而在人民幣彙率相對均衡的情況下，通過彙率貶值刺激出口，很容易遭到貿易戰，可能並不利於出口。
其次，不僅中國出口份額增長空間已十分有限，本身中國是否有能力繼續擴大出口份額也是一個值得討論的話題。以增加出口方式拉動經濟增長，本質上依然屬於投資拉動增長的範疇，因為更多的產出需要更多的資本與勞動力投入。那麼在中國目前勞動力人口增速下降的情況下，如何增加勞動投入成為一個必須要麵對的難題。畢竟，在目前的投資率下，中國的就業市場依然保持平穩發展，並未出現大量失業現象。統計局最新發布的數據顯示，上半年我國城鎮新增就業718萬人，完成全年目標的71.8%，而31個大城市城鎮失業率基本保持在5.1%，與上年同期基本持平，在此情況下，勞動力的瓶頸已經成為製約我國出口份額提高的一個重要因素。關於這點，可以參考日本的經驗。自2012年大幅貶值以來，日本的出口份額並未出現回升，根據IMF的數據顯示，2014年日本在全球出口中所占的份額比例在2014年下滑至4%，較2012年的4.7%大幅萎縮。這意味著以實際的貿易加權彙率衡量，日元在過去3年中下跌32.7%，而出口比重仍然出現了下滑。之所以出現彙率降低而出口份額下跌的情況，除了日本產品競爭力減弱之外，日本企業的產能不足也是重要原因，而產能不足與日本人口大有關係，正基於此，在日本實施QQE時，就有經濟學家認為日本的問題不在於“印鈔”，而在於如何增加人口。
實際上，通過貶值增加我國出口，也並非最優方案。正如前文所述，目前我國出口份額占比已經相對較高，未來繼續拓展的空間並不大，在此情況下，應該更加關注於如何提高出口產品的利潤率，也就是如何提高出口產品的技術含量。如此的好處在於不僅增加出口產品的收益率，也可以避免在出口產品上可能麵臨的貿易壁壘，同時由於高技術含量產品一般屬於資本密集型，需要的勞動力較低端產品來得少，可以避免人口紅利漸失帶來的瓶頸。同時，提高我國出口產品的技術含量，也與目前的經濟轉型方向相契合。此外，人民幣彙率貶值將導致我國進口產品價格上漲，在出口無法有效提振的情況下，由此將帶來我國整體福利的減少，乃至可能帶來貿易逆差。仍然以日本為例，日本貿易收支逆差出現於2011年，在日元貶值之後，貿易逆差不僅沒有收窄，反而不斷創出新高，根據日本財務省公布的數據顯示，2014年日本貿易逆差達127813億日元，升至有可比數據的1979年以來的新高，比此前最多的2013年增長121.4%，連續第三年刷新峰值。必須考慮的是，日本這種貿易逆差還是在能源價格大幅降低的基礎上產生的，如果能源價格沒有大幅降低，那麼日本的貿易逆差可能將遠超目前的規模。考慮到中國未來內需市場的發展，依靠貨幣貶值刺激出口很可能適得其反，不僅進口福利損失，出口由於價格降低，也將導致產業結構升級放緩，國際市場上中國產品質低價廉的印象更就難以改變。
簡而言之，在目前我國經濟情況下，人民幣彙率並無貶值的必要，維持彙率處於均衡狀態，不僅有利於我國經濟內部過剩產能淘汰，產業升級，也有利於我國對外購買能源與高技術企業。當然，人民幣彙率處於均衡狀態並不意味著不存在波動，隨著我國彙率形成機製改革的不斷深入，人民幣中間價形成的市場化程度將不斷提高，在人民幣波動區間逐漸擴大的背景下，人民幣彙率波動的幅度將逐漸擴大，人民幣彙率對外彙供求的調節作用將得到更好地發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