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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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易中天

漢魏以後的“文人”,俗稱“筆杆子”。他們是為皇權或當局服務,幫閑、幫腔甚至幫凶的讀書人。歌功頌德,是幫腔;吟風弄月,是幫閑;為文字獄提供“證據”,深文周納,羅織罪名,上綱上線,則是幫凶。沒有文人,單靠皇帝,根本就實現不了“文化專製”。《韓詩外傳》說,君子要“避文士之筆端”,並非沒有道理。

幫腔和幫閑,也有等級或品級。高級的舞文弄墨,中級的插科打諢,低級的溜須拍馬。

士人則可以挑肥揀瘦,朝秦暮楚,愛理不理,愛來不來,端足了架子擺足了譜。反正此處不留爺,自有留爺處。於是,他們不但是中國最早的“文化工作者”,也是中國最早的“自由職業者”。

文人呢?才也是有的,情就靠不住了。因為文人的“本職工作”主要是幫腔和幫閑。這就要幫得上、用得著,隨時都能滿足需求。皇上好大喜功,就寫“封禪之文”;皇上聲色犬馬,就作“登徒之賦”。說得難聽一點,文人就像“應召女郎”,必須“招之即來,來之能幹”。情感是否真實,那就講不得了。

這樣一說,分野也就清楚了:詩人是“我要寫”,文人是“要我寫”。“要我寫”,也未必就是皇帝下聖旨,或上麵派任務。也有並無指令號召,自己就“上杆子”的。文人的頭腦裏都設定了程序,一到某個時刻、某種關頭,則無論地位高低、在朝在野,便都會競相獻藝。如果是節慶或紀念日,就把頌詩寫得花團錦簇;如果是搞階級鬥爭、反和平演變,則把檄文寫得義憤填膺。總之,主動、自覺、搶先、緊跟。至於自己的情感,隨時都可以調整。

文人不講“氣節”,隻講“節氣”。到什麼季節,就開什麼花;刮什麼風,就使什麼舵。名為“與時俱進”,實為“與勢俱進”。哪邊得勢,或可能得勢,就往哪邊靠。

所以,文人的“風骨”極其靠不住。就算有,也一定是“做”出來的,不是“長”出來的。就連他們的“反骨”,也不過是“另一副嘴臉”。

士人有真風骨,學人有真學問,詩人有真性情。文人呢?隻有花腔,沒有學養;隻有欲望,沒有理想;隻有風向,沒有信仰。所以,他們也“隻有姿態,沒有立場”。盡管那姿態往往會秀得“絢麗多彩”,能夠“顛倒眾生”,甚至“驚世駭俗”。

這也並不奇怪。前麵說過,文人的“本職工作”和“曆史使命”,就是幫閑和幫腔,偶爾幫凶。隻不過有幫得上和幫不上、受重用和被排擠、體製內和體製外之別。但無論當班還是待業、在崗還是編外,甚至不過“閑雜人等”,其實“自作多情”,也都要走台、獻藝、開屏,而且是秀給別人看的。不需要什麼學養、理想、信仰,也不需要自己獨立的立場,“風姿綽約”即可。

故,文人也可能有學問,但那是用來賣弄的;可能有性情,但那是用來表演的;還多半會有聰明才智,但那是用來舔痔瘡的。

(選自《讀者》2013年第13期)

品讀賞析

文化名人易中天談論文人,極盡冷嘲熱諷之能事,讀來令人驚詫不已。作者本就是一文人,為何對自己的行當深惡痛絕,幾近全盤否定呢?細細讀完全文,我們才明白,原來作者筆下的文人是有範疇有所指的,他所厭惡的是曆史上所謂的“幫閑文人”。真正的文人們有氣節,有風骨,悲天憫人,高潔傲岸,受世人景仰。但曆朝曆代總有些所謂的“筆杆子”在功利驅使下喪失文人的底線,與汙濁為伍,向黑暗低頭,歌功頌德是幫腔,吟風弄月是幫閑,為虎作倀是幫凶。這群斯文敗類不但抹黑了文人的品行,而且攪擾了社會的安靜,真乃是一群碩鼠和蛀蟲。文章觀點鮮明,用語辛辣,鋒芒畢露,針針見血,令虛偽無處藏身,令小人無處遁形,讀來讓人大呼過癮。

【惠軍明/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