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後，浙江地質調查研究院對長興煤山一帶的土壤進行檢測後確認：土壤中的重金屬鎘、鉛含量已超過國家標準；稻穀中鉛含量已超過國家標準上限的５．２５倍，而汙染源就是蓄電池。隨後，長興縣開始大力治理鉛汙染，嚴格控製汙染源。但長興縣減掉的那些汙染企業，並沒有消失，而是被各種誘人的招商條件招到河南、安徽、江蘇、江西等地“落了戶”。
“鉛毒”正是借由鉛酸蓄電池廠的省際汙染轉移，為今天各地迸發的“血鉛”汙染事件埋下了伏筆。記者梳理發現，２０１０年公開報道的鉛中毒事件中，半數以上的汙染源集中在鉛酸蓄電池行業。
呂忠梅向記者表示，鉛、鎘汙染事件的發生主要是因為企業違規排汙。在所有汙染事件中，企業違規超標排汙所致４５起，占比超過７成。另一個值得深思的現象是，６３起鉛、鎘汙染事件中，沒有一起事件是由環境保護部門發現的。然而，汙染事件的爆發並非沒有先兆。課題組成員在陝西省鳳翔縣調研時發現，當地東嶺冶煉公司導致周邊兒童血鉛事件爆發於２００９年８月。但該企業此前２年的職業人群健康監護資料已經顯示，鉛接觸工人超標率達三分之一，衛生部門對此情況既未及時上報，也沒有通報環境保護部門，最終釀成重大汙染事件。
環境與健康法律缺位
統計結果顯示，６３起鉛、鎘汙染事件中，有３３起引發了嚴重的群體性事件。呂忠梅表示，其原因在於，我國環境汙染損害健康事件持續高發，但環境與健康領域法律製度卻嚴重缺位。目前，健康受害者普遍麵臨賠償訴求途徑、範圍界定、數額計算、司法鑒定等方麵的瓶頸，得不到及時有效的救濟。中國政法大學汙染受害者法律幫助中心的數據證實，該中心辦理的環境案件，超過３０％的起訴長期不被受理，大概有２５％的案件汙染受害者敗訴，汙染受害者能夠勝訴並且被執行的案件大約占三分之一。
呂忠梅指出，環境與健康問題的發生，是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實踐中，環境與健康群體事件的爆發涉及“企業排汙行為——政府環境監管——公共衛生幹預——群眾利益訴求”等多個環節，行為主體與利益關係十分複雜。由此導致的結果是，從汙染物排放到人體健康受到損害，從法律上看，難以認定損害賠償請求所需要確定的因果關係，進而難以判斷由誰來承擔環境汙染的法律責任。
呂忠梅建議，解決問題的製度安排在於製定環境與健康法，明確相關主體的權利（權力）義務（職責），包括構建環境與健康風險管理體製，明確政府的環境與健康保護責任，健全環境與健康損害賠償製度等。但呂忠梅表示，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的立法計劃中並沒有環境與健康法，所以最近５年不會有製定法律的可能性。
（綜合《法治周末》６．２５、《晶報》６．１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