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烽火中陪都重慶的文學期刊
文化沙龍
作者：郝明工
1937年後，隨著中國抗日戰爭的全麵爆發，政治、文化中心均由東向西轉移，在大後方形成了陪都重慶這一文學中心。在重慶，文學期刊如百花綻放，不僅數量在50種以上，而且湧現了一批包括《抗戰文藝》在內的具有廣泛影響力的文學期刊，為抗戰發出了振聾發聵的呐喊。它們的出現，標示著陪都重慶大後方文學中心地位的最終形成。
大後方文學中心——重慶
如果說1937年7月7日在中國東部城市北平所爆發的盧溝橋事變，證實了中國的抗日戰爭已經由局部戰爭轉為全麵戰爭，那麼，1937年11月20日國民政府遷往中國西部城市重慶，則表明了中國抗日戰爭的大後方已經由戰前的戰略預設，最終成為八年戰火中的抗戰現實。國民政府遷渝是為了堅持長期抗戰的戰時需要——正如《遷都宣言》中所言：“國民政府茲為適應戰況，統籌全局，長期抗戰所見，本日起遷駐重慶。以後將以最廣大之規模從事更持久之戰鬥”，“繼續抗戰，必須達到維護國家民族生存獨立之目的”。所以，大後方不僅僅是中國政治中心由東向西轉移的戰時區域，同時也是中國文化中心由東向西轉移的戰時區域，由此促進了大後方的戰時全麵發展。而僅從大後方文化構成之一的大後方文學來看，從戰前的幾乎滯後於中國東部20年，到抗戰八年中轉而引領中國文學的發展，已然成為中國現代文學抗戰時期的主流。
1940年9月6日，國民政府頒令，正式設立陪都於重慶。此後，每年的10月1日為“陪都日”。1940年10月1日，山城舉行了慶祝首屆“陪都日”的盛大集會。當天，在渝各報刊紛紛發表社論，其中《新華日報》在社論中首先指出：“明定重慶為陪都，恢宏建置，一由於重慶在戰時之偉大貢獻，再鑒於重慶在戰後之發展不可限量。”並在最後認為：“把中華民族堅決抗戰的精神發揚起來，這是我們慶祝陪都日最重要的意義。”
由此可見，無論是政治中心的西遷，還是文化中心的西移，陪都重慶的文學發展空間始終都居於大後方的中心地位，並且延續到抗戰勝利後區域文化與文學的發展之中。這一點，還可以從陪都重慶的文學期刊來證明。
在抗日戰爭全麵爆發前的重慶，到1936年底，才創刊了第一個文學期刊《春雲》。而隨著國民政府在1937年底遷往重慶，以《抗戰文藝》為代表的一批文學期刊在重慶陸續複刊，隨後又創刊了一些文學期刊。特別是1940年9月重慶被國民政府明定為陪都之後，遷來重慶的文學期刊逐漸增多，其中較為知名的有《文藝陣地》等。而進入抗戰後期，一大批新創刊的文學期刊開始在山城湧現，根據重慶圖書館編印的《抗戰期間重慶版文藝期刊篇名索引》統計，整個抗戰期間在陪都重慶出版的文學期刊，就達到50種之多，其中抗戰前期出版17種，抗戰後期出版33種。較之抗戰前期，抗戰後期出版的文學期刊除數量明顯增多外，更為重要的是，基本上都以創刊為主，而並非抗戰前期以複刊為主。
另外，在公開出版的《抗戰文藝報刊篇目彙編》可以看到，其中所編的“抗戰文藝期刊”收入了抗戰區各地出版的60餘種文學期刊，盡管這並不能夠呈現出大後方文學期刊出版的全貌，但是，陪都重慶出版的文學期刊在其中依然占居主要地位。
抗戰前後期的變化
需要指出的是，所謂“抗戰文藝期刊”主要是指在中國抗日戰爭時期在以陪都重慶為中心的抗戰區，尤其是大後方所出版的文學期刊。這是因為，“抗戰文藝”不僅僅是與抗日戰爭緊密相聯的戰鬥文學，而且更是與戰時生活息息相關的中國文學。陪都重慶的文學期刊，不僅能代表抗戰時期“抗戰文藝期刊”出版的戰時水平，而且更是以其發表的“抗戰文藝”推進著中國文學的戰時發展，標明了中國抗日戰爭時期文學發展的時代主流與現代方向。
在中國抗日戰爭的進程中，文學期刊出現了抗戰前期與抗戰後期的階段性變化，其分界點為：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戰爭爆發。中國、美國、英國隨之正式對日宣戰，由此，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反法西斯陣營最終形成，中國抗日戰爭成為世界性的反法西斯戰爭中的重要組成部分，與此同時，中國也跨入了世界範圍內的民族獨立解放與民主主義興起的曆史新階段。所有這些，直接促使陪都重慶的文學期刊呈現出階段性的變化，並在從抗戰前期以複刊為主到抗戰後期以創刊為主的這一演變中得到了印證。
這一變化較為直觀地體現在那些從抗戰之初就創辦，並且一直堅持到抗戰後期的文學期刊之中，如先後在重慶複刊的《抗戰文藝》、《文藝陣地》等刊物就出現了這樣的階段性變化。
《抗戰文藝》是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的會刊，1938年5月4日在武漢創刊時，其《發刊詞》中一開始就提出：“文藝——在中國民族解放鬥爭的疆場上，一位身經百戰的勇士！”強調了文藝必須服務於抗戰，以求實現“強固文藝的國防”。當然，《抗戰文藝》號召文藝服務於抗戰的前提是尊重每位作者的創作自由。1938年10月底武漢失守後，不到1個月，《抗戰文藝》就在陪都重慶複刊，仍然堅持著文藝抗戰這一辦刊宗旨。在從抗戰前期轉入抗戰後期的過程中，《抗戰文藝》在1941年11月出刊了第7卷第4、5期合刊之後，直到1942年6月才出刊第7卷第6期，以進行辦刊宗旨的全麵調節。所以，其《編後記》中提出了“抗戰文藝當把握建國意識”，並在同年11月出刊的第8卷第1、2合期的《稿約八章》中具體化為“本刊歡迎來稿，但必須與抗建有關”。這意味著自1938年4月初《中國國民黨抗戰建國綱領》提出以來，《抗戰文藝》從抗戰前期的側重於文藝服務於“抗戰”，轉為抗戰後期的以“建國”為戰時文藝之中心，由此而擴大到以整個“抗戰建國”作為戰時文學的文化焦點——文學不僅要與民族獨立的解放戰爭有關，也要與民主建國的世界潮流有關，以便包容進整個戰時生活。《抗戰文藝》的這一辦刊宗旨的轉換，不僅使其傳播範圍越來越大，而且也得到了社會各界越來越多的支持，因此一直出刊到抗戰勝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