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中國古代讀書人的教育和學術研究中心，書院堪稱中國傳統文化的血脈根基。研究書院興衰存廢中的經驗教訓，對發展現代教育頗有啟示。
2005年，時任國務院總理的溫家寶在看望錢學森時，錢學森感慨地說：“這麼多年培養的學生，還沒有哪一個的學術成就，能夠跟民國時期培養的大師相比。”他繼而發問：“為什麼我們的學校總是培養不出傑出的人才？”這就是著名的“錢學森之問”。在某種程度上，“錢學森之問”是關於中國教育事業發展的一道艱深命題，需要教育界乃至社會各界共同破解。
而從我國古代絲綢之路與書院的興衰可以管窺一些對現代教育的啟示。這在國家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對外開放的重大決策下，尤其富有現實針對性。
走出國門的書院
絲綢之路是指連接亞洲、非洲和歐洲的古代商業貿易路線，其最初作用是運輸中國古代出產的絲綢。從運輸方式上可分為陸上絲綢之路和海上絲綢之路。絲綢之路是一條東方與西方之間經濟、政治、文化交流的主要道路。
一直到明、清前期，絲綢之路雖然有過起起落落的曲折，但總體處在民間商業積極參與推動的不斷發展過程中。隨著中國商品在絲綢之路與沿途各國的大量交換往來，人員交往日漸密集，中國文化也被大規模地傳播到這些國家，包括儒家思想、律令製度、漢字、服飾、建築，甚至武術、飲茶習俗等。
伴隨中國文化的傳播和影響擴大，外國人慕名進入我國書院求學，中國書院製度也走出國門，扮演文化傳播交流者的重要角色。朝鮮《三國史記》卷46《崔致遠傳》顯示，“崔彥為年十八，入唐遊學，四十二還國，為執事侍郎瑞書院學士。”至朝鮮李朝世宗元年，頒布教令，“其有儒士私置書院，教誨生徒者，啟聞褒賞。”據《中國書院史》記載，從此，“中國書院走上了移植朝鮮的征程，並由朝鮮而日本，而東南亞，甚至歐美地區。”也有西方傳教士認同中華文化，以興辦書院為己任，並引以為終生追求。比如，意大利天主教會傳教士馬國賢（原名Matteo Ripa）回國後，征得羅馬教皇同意，在那不勒斯創建培養中國留學生的書院，該書院曆時百餘年。
緊隨商品交往的是更頻密的人員來往，及由此不斷衍生擴大的各種勞務、服務業的交往和人力需求。大量華僑奔向絲路沿線各國各地，更多外國人希望與中國人來往做生意，對中華文化感興趣。於是，文化特別是教育需求隨之增大，中國書院順勢走出國門，在許多國家和地區繁衍壯大。據《中國書院史》記載：“在清政府的支持下，華裔士紳公議在美國舊金山創辦大清書院。兼習中西的書院生徒，有僑居或服務於海外，也有一些則返國歸家，為交流中西文化做出了貢獻。”更多由華僑尤其是僑領興辦的中國書院在外國特別是東南亞國家興起，普及了中華文化，與所在國民眾和文化互動融合，培養了大批優秀人才，促進了經濟和文化教育的發展。由僑領陳秀連、陳春、陳新禧倡議，依照廣州陳氏書院樣式，在吉隆坡創建的陳氏書院就是其中一個縮影。
書院在走出國門贏得巨大影響的同時，也促使外國以多種形式來中國興辦書院。以北京首善書院為例，這裏原是明朝東林講學之士的講會之所，後變為湯若望等西方傳教士主導的曆局及至天主堂，使它成為第一個試驗西學的標誌性場所。以後，眾多教會書院在多地興辦，授以西方宗教思想理念以及科學技術、西醫、語言文字等，是國內書院觀察世界尤其西方教育最初的窗口。
書院終結的曆史反思
西方列強在工業革命興起之後，實力大增，西強東弱終成不可逆轉之勢。
與此同時，清朝作為少數民族統治者入主中原，曾遇到強烈抵抗及思想抵觸，因此，在清朝政權建立之初，曾禁止開設書院。“各提學官督率教官、生儒，務將平日所習經書義理，著實講求，躬行實踐。不許別創書院，群聚徒黨，及號召地方遊食無行之徒，空談廢業。”（《古今圖書集成·選舉典·學校部》）但由於書院禁而不絕，順治十四年，以準許修複衡陽石鼓書院為契機，清朝解除書院禁令。在清朝政府支持下，各地積極修複和新建書院，“合之十餘行省，必近二三千之數”。
至乾隆年，朝廷規定創建一統的官辦書院教育體係，希冀天下英才盡入甕中。上諭稱“古者鄉學之秀，始升於國，然其時諸侯之國皆有學。今府、州、縣學並建，而無遞升之法。該部即行各省督撫學政，凡書院之長，必選經明行修，足為多士模範者，以禮聘請；負籍生徒，必擇鄉裏秀異、沉潛學問者。其恃才放誕、佻達不羈之士，不得濫入書院中。學臣三年任滿，諮訪考核，如果教術可觀，人材興起，各加獎勵。六年之後，著有成效，奏請酌量議敘。諸生中材器尤異者，準令薦舉一二，以示鼓勵。”全國一統的書院管理，抹掉了書院教育的個性，扼殺了師生的創造活力；劃一的教學內容及標準，束縛了教學的與時俱進和發展；官府的強行介入、嚴厲監管，甚至大興文字獄，犧牲了整個社會的教育環境和生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