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稿摘登
作者：李恩柱
《海國圖誌》，初刊行時為五十卷本，1847年增補為六十卷，1852年再增補為百卷本。自刊行至1902年，刊刻十數次。張之洞在《勸學篇》中說：“近人邵陽魏源，於道光之季，譯外國各書各新聞為《海國圖誌》，是為中國知西政之始。”
《海國圖誌》刊行後，魏源曾托好友朱琦將書上呈清廷，朱琦寄詩抒懷，其中雲：“況聞茲書出，市賈紛雕鐫。輦下諸要人，爭買不計錢。天聰倘易達，無竢予小臣。特此謝魏子，久要愧前言。”朱琦先說了《海國圖誌》出版發行時的盛況，後幾句則隱約說明托付之事未果。鹹豐八年（1858），兵部左侍郎王茂蔭將《海國圖誌》推薦給鹹豐皇帝，他在奏折中說：“臣所見有《海國圖誌》一書，計五十卷，於海外諸國疆域形勢、風土人情，詳悉備載，而於英吉利為尤詳。”並奏請重新刊印，廣為發行，以便使人“知夷難禦而非竟無法之可禦”。王茂蔭的奏疏上達後，沒有任何回應。
1858年，是一個既平常也難忘的年份，那時距清廷在第一次鴉片戰爭中失敗的時間不久，第二次鴉片戰爭就在這一年爆發，內外局勢更加令人不安。1858年，也是魏源去世後的第二年，百卷本《海國圖誌》早已出版，但那位王大人還沒有見到，他向皇帝推薦的是五十卷本。
倒是在近鄰日本，《海國圖誌》等著作的命運更好一些。據日本學者大庭脩所述，《聖武記》於1844年傳入日本，也就是中國1842年首次刊行僅兩年之後即傳入日本。《海國圖誌》傳人日本的時間比《聖武記》稍晚，1851年第一次由中國商船帶入日本，1854年日本幕府允許《海國圖誌》在市場出售。價格方麵，在l851年和1852年一百三十目，但到1859年，價格則提高至四百三十六目。自1854年《海國圖誌》允許在日本公開上市之後，至1856年，日本共出版各種翻刻本達二十三種。這些翻刻本的內容並不包括全書，而是選擇當時日本朝野關心的問題，特別是有關美國、英國、俄國的部分，以及如何加強海防、抵抗外敵的篇目。日本學者北山康夫在《〈海國圖誌〉及其時代》一文中指出：“魏氏之革新與批判精神給予日本維新分子以極大鼓舞，諸如佐久間象山及吉田鬆陰等均受其影響。”
日本人鹽穀世弘對魏源的《海國圖誌》不被清政府重視、反被日本采用的情況，頗為感慨：“嗚呼，忠智之士，憂國著書，不為其君用，反為他邦。吾不獨為默深悲，抑且為清主悲也夫！”其實，魏源的命運並不是亙古未有的，他之前或之後的好多具有新思想的人，不是也一樣嗎？遭冷淡的，史上不止魏源一個人。魏源最後遁入空門，可能就是這種無聲無形的遭際造成的。
《世說新語》載，漢元帝與大臣京房討論曆史，說到周幽王、周厲王亡國的原因，元帝認為“其任人不忠”，京房問：“知不忠而任之，何邪？”這時元帝說了句令人深思的話：“亡國之君，各賢其臣，豈知不忠而任之？”實際上，各朝不僅有“任人不忠”的問題，更有輕視學人、漠視研究的問題。倘若仍然沉迷於自戀而固步自封，就會陷入京房所說的：“將恐今之視古，亦猶後之視今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