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甘建華《江山多少人傑》
三湘閱讀
作者：唐浩明
地處湖南中南部的南嶽衡山風光美麗，五嶽獨秀，由南至北，連綿七十二峰，首峰衡陽回雁，尾峰長沙嶽麓，其中大部分山峰在衡陽地區。湖南的母親河湘江與之相依相伴，逶迤北去，形成了一條奇特的衡嶽湘水人文紐帶。一方水土養一方人。衡陽山奇水秀，季節分明，人文蔚起，代不乏人，集中鮮明地展示了湖湘文化特有的精神實質。
自從東漢蔡倫發明造紙術，為人類文明揭開新的篇章後，桑梓衡陽依托紙這一文明載體，讓文化藝術創造了奇特炫目的光輝。北宋大儒周敦頤之所以開風氣之先，成為宋代理學的開山祖，與他在衡陽多年的成長曆程不無關係。南宋初年，胡安國、胡宏父子在南嶽衡山興辦碧泉書堂和文定書院，上接周子學脈，秉承伊洛學說，以匡濟時艱、經世致用作為治學的最高目標，吸引了大批湖湘士子前來就學，開創了一個在中國古代學術史上具有特殊地位的理學派別——湖湘學派，南嶽衡山遂成為湖湘文化的重要發祥地。湖湘學派又經朱熹、張栻等人的力倡，而作為一種學風世代相傳，滋潤曆代士人的心田。再傳到明末清初王夫之的手裏，更是集前人之大成，巍然而為一座學術高峰，對湖湘士人的影響更為直接而深遠。
衡陽的書院文化是中國書院的縮影，無論數量還是質量，在湖南乃至全國均居前列。唐代元和年間，秀才李寬在府城北麵石鼓山創建書院，是為我國古代最早的一所由私人辦學的書院。宋代景祐二年（1035），仁宗皇帝欽賜“石鼓書院”匾額及學田，後與嶽麓、睢陽、白鹿洞並稱中國古代四大書院，享有“衡湘洙泗”、“道南正脈”的美譽。到了光緒年間，兵部尚書彭玉麟捐銀一萬二千兩，在東洲島上再建船山書院，並聘“湘學泰鬥”王闓運為山長，大力弘揚湖湘文化中綿延不絕的船山風骨節操，成為晚清中國著名書院。石鼓、船山等書院培養的弟子，像李芾、王夫之、彭玉麟、楊度、齊白石、蔣嘯青、馬宗霍等，可謂鳶飛魚躍，桃李芬芳。他們皆自石鼓嘴、東洲島順江而下，對中國曆史相繼產生過很大的影響。
衡陽本土英才輩出，外來文人也如流星劃過閃亮的星空，留下千古佳話。自東漢末“建安七子”之一劉楨寫下《登南嶽》一詩後，陸機、庾闡、謝靈運、王勃、王安石、蘇東坡、黃庭堅、範成大、辛棄疾、文天祥、羅洪先、徐霞客、釋破門、魏源、李元度、釋敬安、譚嗣同、郭沫若、朱自清、田漢、峻青等曆代詩文大家，都先後來過衡陽，借助他們飛揚的文采和瑰麗的辭章，足以昭彰衡陽的人傑地靈，群星璀璨。這當中，詩仙李白、詩聖杜甫、文宗韓愈在衡陽寫下的篇篇珠璣，尤在衡陽的人文曆史留下了深深的印痕。
2005年4月上旬，我去衡陽作《湖湘文化與彭玉麟》專題講座。甘建華晚上來賓館看望我，與我談起衡陽的曆史文化。我發現他不僅在新聞這個行當做得很好，而且對衡陽曆史文化的脈胳梳理得非常清晰，對衡陽曆史文化名人如數家珍，因此聊得非常投機。
2008年10月中旬，甘建華來到我在嶽麓書社的辦公室，拿著一摞厚厚的資料，向我谘詢有關曾國藩祖籍的問題。我告訴他，黎庶昌撰寫的《曾國藩年譜》中寫得很清楚：“曾氏祖籍衡陽。”道光十年（1830），曾氏二十歲時，“肄業於衡陽唐氏家塾，從師汪覺庵先生”。曾氏嶽家也是衡陽人。鹹豐三年（1853）八月，曾氏以團練大臣的身份來到衡陽練兵，湘軍這支部隊是在衡陽奠定基礎的。曾氏與衡陽有著很深的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