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言宏：吳老師以“自由”來概括新詩的傳統，並且作了豐富的闡釋，我覺得非常好，非常讚同。特別是您所指出的新詩“對精神自由的追求，貫穿了我們的新詩發展史”，我以為很有進一步展開的可能。新詩的起源，是因為對精神自由的追求而從舊體詩中解放出來，它的反抗對象，它的對立麵，不僅是舊詩，還包括舊的思想、倫理與文化，還有舊的社會製度；但是新詩這個自由的精靈，在後來的曆史變遷中，一再受到妨害與壓製，最典型的，就是“文化大革命”時期，因為對於自由的追求，才有1980年代中國詩歌的又一次突破。新詩的自由本性，決定了它總是與現實世界處於對峙之中，從而引領著中國的精神一再奔突，一再走向自由。某種意義上，中國新詩，正是中國精神，特別是其中的自由精神的勇銳、敏感的引領者。
霍俊明：顯然，從精神層麵來說“新詩”代表了與當時契合的時代精神和詩人的現代性經驗。無論是自由精神、開放意識，還是參與到啟蒙與救亡，新詩從精神層麵的傳統來說歸根結底是符合了曆史進程中現代人的現代經驗。而照之古代，這種現代性經驗顯然要更為複雜，新詩和新詩人麵對的社會、政治、文化出現的新變是以往時代所沒有的。實際上，古典詩學無論是從詩歌體式、意象體係、抒寫方式和情感經驗都帶有一定的封閉性和固化特征，比如田園、山水、邊塞、羈旅、閨怨、感懷所涉及到的意象和情感走向沒有太大區別。所以，在精神、思想和文化以及社會思潮爆炸的節點上，“新詩”必將應運而生。就這樣，“新詩”與“新事物”和“新經驗”的契合就形成了曆史和美學的合力。所以從這一點上來說新詩的發生是必然的，新詩的合法性也是順理成章的事情。而這種合法性一度甚至到了今天仍然有爭論其原因是複雜的。我補充一句，新詩的產生與現代媒體的關係和知識分子的命運是相當密切的。尤其是新詩的傳播方式的變更不僅使其傳播的速度、範圍有了古典詩歌難以比照的優勢，同時更為重要的現代媒介也使得新詩人的話語方式有了不同以往的轉變。
汪政：吳老師從兩個層麵來討論新詩的傳統，這個思路和方法我同意，而且簡潔。我也是這麼來整理自己的思考的。與許多文體一樣，新詩也可以從寫什麼與怎麼寫上來討論。從寫什麼上說，新詩的現代性最為根本，也與其他詩歌傳統最具區別性特征。至於現代性的內涵，它可能是很豐富的，啟蒙，民主，對人的尋找與確認，自由，個性解放等等，都是。也隻有從現代性上討論，才可以從浩繁的五四以來的詩歌作品中分離出真正的新詩。所以，新詩的標準是綜合的，也是單一的。許多新詩，特別是早期的作品，現在看來它們確實顯得簡單、幼稚，但從新詩的自身傳統建設來說，從新詩的精神品格來說，它是全新的，在新詩史上具有不容否定的曆史地位。正是在從這一點上說，並非說百年以來的白話詩就是新詩，也因為這一點，我們在討論新詩自身傳統建設時一定注重它的動態性與建構性，在討論它的建設性時不能無視它的破壞性，不能看到在建設過程中否定的反動的力量。剛才俊明提到這一點，很重要。但這一點少有人研究。這些否定的、反動的力量有時是非常隱蔽的，比如在新詩格律、新詩的民族化、新詩如何繼承古典傳統等等，其中隱藏著許多負性的力量，曆史地看，這些隱藏的力量對新詩傳統的構建耗散很多，抬高了成本。這個賬我們以後再找時間算。我覺得新詩的傳統之一是對當下經驗或共時性經驗的書寫上。這一點與古典詩歌區別特別明顯。說古典詩歌穩定、固化，其中重要的原因我以為就是它所表達的經驗是超時空的。古典詩歌的創作是與詩人當下經驗分離的，永遠在言說別時的、別處的經驗，即使是自己的情感與故事，也必須借助另一時空的經驗來表達。所以，古典詩歌是與日常生活分離的。而新詩不是這樣，它將詩歌回複到當下，拉回到了日常生活，成為當下經驗的表達者，這非常不容易，同樣是革命性的。這一傳統直接影響它的美學構成，為什麼新詩沒有形成與古典一樣的那麼多通用的意象？僅從藝術上去找原因是找不到的，按照新詩的美學精神，這樣的意象根本不可能形成。
吳思敬：接下來，從藝術層麵上說，新詩與古典詩歌相比，根本上講體現出一種現代品質，包括對詩歌的審美本質的思考、對詩歌把握世界的獨特方式的探討、對以審美為中心的詩歌多元價值觀的理解等。詩歌的現代性相當突出地表現在詩的語言方麵。詩歌形態的變革，往往反映在詩歌語言的變化之中。詩歌現代化首當其衝的便是詩歌語言的現代化。而五四時代的新詩革命，就正是以用白話寫詩為突破口的。隨著社會的推進，為適應表現現代社會的生活節奏和現代人思想的深刻、情緒的複雜和心靈世界的微妙，詩歌的語言係統還在發生不斷的變化，並成為衡量詩歌現代化進程的一個重要標誌。詩歌現代化進程還涉及詩歌創作過程中作為內容實現方式的一係列的創作方法、藝術技巧等。這裏既有對中國古典詩歌某些手法與技術的新開掘，又包括對西方詩歌的借鑒。郭沫若早在新詩誕生的初期就曾說過：“古人用他們的言辭表示他們的情懷，已成為古詩，今人用我們的言辭表示我們的生趣，便是新詩。再隔些年代，更會有新新詩出現了。”這“新新詩”的提法，很值得我們玩味。它表明新詩不是一成不變的，是沒有固定模式可循的，是要不斷出新的。
霍俊明：概念總是花樣翻新的。在我看來，新詩從藝術層麵也體現了創造性和發現性。正是因為新詩的體式沒有古典詩學那樣的固化，而是充滿了變動和無限的可能性，所以新詩不僅給詩人提供了自由，也設置了寫作的難度。也就是說“新詩”的自由，也是有限度的。無論是聞一多、何其芳、林庚，還是沙鷗、蔡其矯等試圖在固化的新詩樣式中尋找新的可能（比如新豆腐塊體、八行體、九行體），但是寫作實踐證明這樣的嚐試不具備被推廣和實踐的可能性。也就是說，新詩自身傳統中重要的因子確實就是開放、自由、難度。一係列詩人對漢語新詩的外在形式、格律以及音樂性諸方麵理論探索和實踐的大多數的失敗也從相反的向度上證明了新詩傳統與古典詩歌傳統的差異。那麼漢語新詩形成了一個怎樣的自身傳統呢？首先我不認為所謂背棄了古典詩歌藝術模式和審美情調的得到讀者認同或熱愛的現代新詩就真的背棄了什麼“傳統”，“在現代詩人的寫作中，傳統體現為詩人與民族氣質、與文化、與語言、與人類的能動關係。沒有傳統的詩將無法在民族中真正存活。”（陳超《生命詩學論稿》）我認為中國新詩傳統是在中國走向現代化的過程中，在探索、建構和創設自身的過程當中，形成的具有自由、活力麵向未來，持有延續性和可供傳承性的詩歌樣式、詩學形態。新詩是具有現代性的特質的文學體式，它的形式、觀念、語言態度都對中國古典詩歌傳統構成了一種變構，除了感情和智性因素外，直覺、幻覺、集體無意識、個體主體性、現代生存的焦慮感和生存困境的無邊挑戰也得以充分釋放和體現。漢語新詩適應了時代的嬗變軌跡和現代人情感、思想、生命體驗的巨大變化。古典詩歌到新詩的轉換正是傳統的轉換。
汪政：吳老師說到了新詩的語言，這是新詩從呈現方式上給人們最直觀的感受。所以，我是堅持分行和句式長短不一這一外觀形式的。我剛才說了，新詩的標準既是綜合的，也是單一的。說綜合，是說沒有哪一項標準可以使新詩成立或能表明它是好詩，說單一是說某一個標準即可否定其新詩的資格。語言，書寫形式等都是可以一票否決的。也正是在這樣的理念下，我認為新詩在語言上形成了強大的傳統。它與新文學的其他體裁一起參與了白話文的解放，而在提升白話文的審美地位與審美品格上，新詩的貢獻更大，更本質。中國古代的語文生活一直是言文分離的，至少在唐宋，口語與現在差別已經不是很大，但在文化上，審美上，口語是沒有地位的。文言文是統治性的語言，具有語言霸權，包括審美上的霸權。口語也參與藝術，比如戲曲，比如民歌，比如小說，但這些在當時並不登大雅之堂，並不屬於藝術。這一局麵直到白話文運動才得以慢慢改變。但白話文進入書麵，成為主流語言時，它在文化上確實需要提升，新詩參與了，而且是主要力量，在此之前不能想像白話文可以入詩，這一成就來之不易。這不僅是一種語言形式，更是一種語言與詩歌策略，新詩史上一直有平民化衝動，粗鄙化衝動，如所謂口語化等等，這一衝動使得鮮活的、當下的、日常的語言能夠及時地進入詩歌，這在古典時代怎麼可能？這樣的衝動保持了詩歌與日常語言生活的互動，這很重要，是新詩的活力所在，也使日常語言不斷獲得審美的提升。
何言宏：是啊，新詩日日新，因此郭沫若說的“新新詩”確實很有意思。就像波德萊爾所說的現代性總是在不斷變化一樣，作為現代詩，中國新詩自起源以來，不斷探求，現在和未來，仍然是未有窮期。剛才談到新詩的藝術探求，我倒想到了一個問題，就是在新詩的種種變化中，也包含了它在有些時候，有些方麵向傳統詩歌的回歸，有時是很無意的、偶然的，有的則很自覺。我以為這個問題很值得討論，也應該包含在新詩的現代性追求的層麵來談。
對西方和中國古典詩學的雙重超越
吳思敬：在百年新詩自身傳統形成的過程中，有兩個影響因子是不能忽視的。一個是中國古代詩學文化的傳統，一個是西方詩學文化的傳統。這兩個傳統綿延時間之長，內涵積澱之深，是新詩百年形成的自身傳統無法比擬的。實際上，新詩自身傳統的形成與發展，也始終受著這兩大傳統的製約，是在這兩大傳統的衝撞與融合中形成的。
中國古代詩歌有悠久的曆史，有豐富的詩學形態，有光耀古今的詩歌大師，有令人百讀不厭的名篇。這既是新詩寫作者的寶貴的精神財富，同時又構成創新與突破的沉重壓力。中國古代的詩學文化是按本民族詩學文化自身發展的內在邏輯而變遷，即在拓展、深化、推進自己固有的東西中，誕生新的因子。諸如中國的詩歌由詩經的四言到騷體，再到五七言，再到詞曲，主要是循中國詩歌內在發展規律而進行的。值得注意的是這種變遷，有時卻打著“複古”的旗號，比如唐代韓愈、柳完元倡導的“古文運動”是在複興先秦兩漢古文傳統的旗號下，對齊梁以來綺靡文風的革新。解放後影響甚大的“在民歌和古典詩歌基礎上發展新詩”的主張，便是強調沿著本民族詩學文化的內在邏輯和發展規律而行進的。此外，形形色色的建立現代格律詩的主張，也主要是從本民族詩歌語言的內在發展規律來考慮的。而從新詩發展的曆程來看，新詩的草創階段，那些拓荒者們首先著眼的是西方詩歌資源的引進，但是當新詩的陣地已鞏固，便更多地回過頭來考慮中國現代詩學與古代詩學的銜接問題了。卞之琳說：“在白話新體詩獲得了一個鞏固的立足點以後，它是無所顧慮地有意接通我國詩的長期傳統，來利用年深月久、經過不斷體裁變化而傳下來的藝術遺產。”1990年代以來，有更多的學者就如何繼承中國古代詩歌資源問題進行了認真的思考，李怡的《中國現代新詩與古典詩歌傳統》、藍棣之的《論新詩對於古典詩歌的傳承》、陳仲義的《遍野散見卻有待深掘的高品位富礦——新古典詩學論》等，均在這方麵提出了有價值的見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