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火在地下運行，奔突
名家視閾
作者：吳中傑
摘 要：政治上大一統時代，往往要求思想上的大統一。但文學的創造，需要有寬鬆的環境和自由的思想，根據統一要求而製造出來的作品，不可能有獨創性；有些作品雖因適應一定的政治需要而紅極一時，但同時也隨著政治形勢的改變而為人所拋棄。這時，地下文學的重要性就突顯出來了。它是直麵人生的作品，而人性的光輝處和暗淡處，也隻有在困頓中才能看得清楚，所以地下文學也就預示著文學的希望。它們是在極其艱難的情況下寫出來的，因而在形態上未必完整，但卻表現出新的思想素質，值得文學史研究者注意。 關鍵詞：地下文學 ； 思想突圍 ； 韌性反抗； 地火運行
知識分子貴在有自由思想。有了自由思想，才能進行文化上的創造；但是，有了自由思想，也就容易與政治產生衝突，因而要受到壓製。不過真正的知識分子是不怕壓的，即使在政治高壓之下，也並不停止他的獨立思考，並不停止將他的思想表達出來。這樣，就有了地下寫作。
凡有政治高壓的地方，凡是文人活動和出版渠道受到控製的地方，必然會有另類文人的聚會和地下作品的出現。
大革命之前的法國，沙龍是一種相當正式的文化機製，那些與既定的文壇體製相衝突的作家走不進去，就另辟蹊徑，在街頭的咖啡館聚會，並且在格拉布街的地下印刷所出版作品，照樣流傳得很廣。斯大林時期的蘇聯，文藝思想受到嚴格的控製，作家協會不但掌控著出版機構，而且還握有作家的生活資源，對不聽話的作家動輒以開除會籍相威脅，但還是沒有壓製住那些堅持自由思想的詩人、作家，阿赫瑪托娃、茨維塔耶娃、帕斯捷爾納克、索爾仁尼琴、利季婭等人照樣在寫自己想寫的作品。他們的詩歌靠口頭流傳而保存下來，他們的小說常常是流到國外才得以出版，而在國外出版又是一種罪名。
我國在1949年以後強調統一思想，“文化大革命”期間《人民日報》還發表社論，說七億人民（當時的全國人口統計）必須有一個統一的思想，即毛澤東思想。所有不符合這一思想的作品，都遭到了批判。但嚴格的思想控製仍無法禁止知識分子的自由思想和獨立寫作。於是，在理論上就有顧準的《從理想主義到經驗主義》，在創作上則有胡風、聶紺弩、綠原、曾卓、牛漢等人的犯上之作，郭路生和白洋澱青年詩人的另類作品……這些作品在當時大都屬於地下寫作 。
但是，這些作品卻是地火。正如魯迅所說：“地火在地下運行，奔突；熔岩一旦噴出，將燒盡一切野草，以及喬木，於是並且無可朽腐。”①
當然，並不是所有地下寫作都有很高的價值。我所說的“地火”，大致由兩類人組成：一類本來就是文壇上的異種，他們因為發出與主流意識不同的聲音而挨整，被打倒，但苦難的生活卻使他們對問題看得更清楚了，寫出的作品也更高一層；另一類是涉世未深的青年，他們憑著青春的熱情，並因偷讀禁書而向往新的藝術世界，於是不滿於思想上的統製，看不起文壇上的虛假繁榮，而以另類行動對主流意識發出抗爭，並且著手探索新的美學原則，進行新的藝術嚐試。
在“無產階級專政”時代，前者被當作“屋簷上的洋蔥皮焦葉爛心不死”的老反革命分子而加以整肅，後者則被當作危害社會發展的新生反革命分子而加以清除當時的口號是“清除隱患，教育後代”。 但是，“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這些人正是文壇和思想界的希望。
待讀驚天動地詩
蘇聯女作家利季婭·丘可夫斯卡婭，在“大清洗”的當時就寫出了中篇小說《索菲亞·彼得羅夫娜》，揭露大清洗的罪行，描寫了專製製度對人們感情世界的扭曲，用她自己的話說，就是“想在小說中表現謊言對社會毒害到何等程度”。作品寫一位深愛自己的獨子、並對他信任有加的善良的母親，在兒子被捕、並被宣布為“人民敵人”而判刑之後，由於她已養成相信報紙和官方人士的習慣，竟然也相信了檢察官的話，但她心裏還是相信兒子是無罪的，這種內心的矛盾，使她發瘋。這篇小說稿在極其艱難的情況下保存下來，直到蘇共二十大揭露斯大林個人崇拜之後，才被蘇聯作家出版社所接受。但是，當蘇共中央的政策改變之後，出版社馬上又毀約不肯出版了。結果還是通過地下出版社出版，並流傳到國外，被翻譯成幾種語言麵世。
利季婭自豪地說：“我至今（1974年）不知還有哪本寫於三七年（大清洗年代）的作品寫於這裏和那時。”②的確，這部作品至今讀來仍促人深思，令我們不能不佩服作者的膽識。不過，如果說“中國同樣沒有寫於‘這裏和那時’的作品”，則未必盡然。利季婭是在丈夫被捕，她本人在監獄門前排了兩年探監的隊之後寫出來的，她對這種專政製度有著深切的體會，但她本人還有著一定的寫作自由度，而中國的類似作品，則是囚徒們在囚室裏或釋放之後還在監視的條件下寫出來的，他們對專政製度的體會或者要更深一層，寫作的自由度就更差了。在隔離和監視的環境中，當然不可能寫小說，特別是中長篇小說，他們所寫的多是詩歌、散文。在這些詩文中，我們同樣看到了人性的扭曲和專政機關隨心所欲的偽造。
詩人彭燕郊是被作為“胡風反革命集團”成員被捕的。所謂“胡風集團”，本來是一個文學傾向相似、彼此互通信息的文人團夥，並沒有什麼組織形式，也沒有什麼統一的活動。但當最高領導一旦將他們定為“反革命集團”之後，辦案人員就必須從這一論斷出發來搜集“罪證”。這就叫做“有罪推定”。既然定罪在先，搜集罪狀在後，那麼，為了坐實既定的罪名，就必然要編造罪狀了。彭燕郊寫於審查歲月的《野史無文》集，就記錄了這種偽造手法和被偽造者的痛苦心情。收在這個集子裏的雖然都是些短文短詩，但所揭露的問題還是相當全麵、深刻。
第一篇《被捕口占》，寫的是半夜零時學校領導帶著三個肅反人員來逮捕他時的感覺。“我的第一個反應是：你們錯了。”於是就有了這樣的詩句：“我知道我有的你們認為沒有/我知道我沒有的你們認為有/我的有沒有了/你們的有也隻能是沒有/已經認為我的有是沒有/要在我的沒有裏挖出你們需要的有/這可能嗎？”第二篇《無聲語》，記錄了他在被審訊時的感受和不能說出來的話：“其實，從被捕的那一刻起我就明白，我已屬於一個名單。上了名單，這就夠了。我已經不是我，而是一個符號，我說的每一句話，都必須和這個符號相吻合，充實它所代表的內容，適應它所提出的要求。” 這種逼供真是好笑，“那好笑的程度就像你是一個男的卻硬要說你是女的，極不嚴肅，但又非這樣說不可，越是胡說八道，越是把自己說得一錢不值就越是能夠得到稱讚。”更為荒唐的是，肅反人員還要根據《人民日報》所公布的“胡風反革命小集團”三批材料的按語和該報的社論，來一項項地落實被審查者的“罪行”。 於是受審者隻好一種種去比對。《尋人》一文，就是寫這種荒唐的舉動。這樣的逼供，又怎能不把被審訊者搞得精神迷亂呢？彭燕郊及其他一些人就是這樣被逼出心因性精神病來的。但是，就是在這種令人哭笑不得的環境中寫下的令人哭笑不得的文字，卻揭露出了“革命”專政的實質。
對於這種“專政”更直截了當的揭露，是阿壟在獄中所寫的一份材料。雖然這是一封寫給審訊員並請他轉達上峰的抗議信，並非私秘材料，研究者往往不將它歸入地下寫作之列，但它畢竟是在獄中所寫，我還是把它放在這裏來談。隻是由於篇幅較長，隻能摘錄其中一部分：
首先，從根本上說，“胡風反革命集團”案件，全然是人為的，虛構的，捏造的！
所發布的“材料”，不僅實質上是不真實的，而且還恰好混淆了、顛倒了是非黑白，真是駭人聽聞的。“材料”本身的選擇、組織和利用，材料發表的方式，編者所作的“按語”，以及製造出來的整個氣氛，等等，都說明了，足夠地說明了“案件”是人為的。現在我坦率地指出：這樣做法，是為了造成假象，造成錯覺；也就是說：一方麵歪曲對方，迫害對方，另一方麵則欺騙和愚弄全黨群眾和全國人民！！
因此，我認為，這個“案件”，肯定是一個錯誤。
就像巴西政變當局一樣！就像“鬆川事件”一樣！但那是資產階級政權，那是資產階級政客。
如果一個無產階級政黨也暗中偷幹類似的事，那它就喪失了無產階級的氣息，就一絲一毫的無產階級氣息也保留不住了，那它就成了假無產階級政黨了！
何況，被迫害的人，政治上是同誌，並非敵人。
即使是打擊敵人，也應該用敵人本身的罪過去打，不能捏造罪名，無中生有，更不能顛倒是非，混淆黑白。
在“材料”中，歪曲事實真相的地方並不是個別的。其中的一些，本身就含有明顯的矛盾點，如果有人細心考察，這些本身已經暴露的矛盾是不難揭露的。因為，人是並不厲害的，事實才是真正厲害的。因為，事實有自己的客觀邏輯，事實本身就會向世界說話。因為，事實本身是曆史的客觀存在，它不以人們的意誌為轉移哪怕是一個一時巧於利用了它的人的意誌，對它，到最後也是全然無力的，枉然的。曆史就是這樣告訴我們的。馬克思主義就是這樣告訴我們的。國會縱火案不是已經破產了嗎？！
謊話的壽命是不長的。一個政黨，一向人民說謊，在道義上它就自己崩潰了。並且，欺騙這類錯誤，會發展起來，會積累起來，從數量的變化到質量的變化，從漸變到突變，通過辯證法，搬起石頭打自己的腳，自我否定。它自己將承擔自己所造成的曆史後果。要逃避這個命運是不可能的。正像想掩蓋事實真相也是不可能的一樣。③
這封信寫得有理有據，正氣浩然， 但在當時，符合事實的意見卻得不到理睬，阿壟的結局是瘐死獄中。
胡風案件的其他受難者，在管製稍稍放鬆一些的時候，也都紛紛寫起詩文來，當然不是為了發表，而是為了打發時光，更是為了一抒胸中的塊壘，即魯迅所說的“抒憤懣”。他們在言詞的直率和鋒利上，雖然不及阿壟，但通過藝術的構思，各自表達了獄中的切身感受。
羅飛在1955年入獄之夜寫了一首題為《連褲帶和人格也一起收走了》的詩，從題目中就可以感受到被審查者所受到的屈辱。但是，在獄中最難受的還不是被收走了鋼筆、鑰匙、手表和褲帶，還不是被逼供和無以剖白，而是單人隔離室裏與世隔絕的孤單，這種孤單可以使人發瘋。綠原的《又一名哥倫布》就寫出了這種痛苦。他將自己比作探險家哥倫布，隻不過哥倫布是駕駛著他的“聖瑪麗婭”，航行在空間的海洋上，而詩人則駕駛著他的“聖瑪麗婭”，航行在時間的海洋上。“ 他的‘聖瑪麗婭’不是一隻船/而是四堵蒼黃的粉牆/加上一抹夕陽和半輪燈光/一株馬櫻花悄然探窗/一塊沒有指針的夜明表哢哢作響/再沒有聲音，再沒有顏色/再沒有變化，再沒有運動/一切都很遙遠，一切都很朦朧/就像月亮，天安門，石碑胡同……/這個哥倫布形銷骨立/蓬首垢麵/手捧一部‘雅歌中的雅歌’/凝視著千變萬化的天花板。”但詩人並沒有絕望，“他憑著愛因斯坦的常識/堅信前麵就是‘印度’/即使終於到達不了印度/他也一定會發現一個新大陸”。
專政的殘酷，在牛漢的《華南虎》裏，得到了充分的體現：“你的健壯的腿/直挺挺地向四方伸開，/我看見你的每個趾爪/全都是破粹的，/凝結著濃濃的鮮血，/你的趾爪/是被人捆綁著/活活地鉸掉的嗎？……//我看見鐵籠裏/灰灰的水泥牆壁上/有一道一道的血淋淋的溝壑/閃電那般耀眼刺目，/像血寫的絕命詩！”這隻華南虎雖然受到了嚴重的傷殘，但它的靈魂是倔強的。詩人說：“我終於明白……/羞愧地離開了運動園。/恍惚之中聽見了一聲/石破天驚的咆哮，/有一個不羈的靈魂/掠過我的頭頂/騰空而去……”
最能體現這種與惡劣環境抗爭的頑強精神的，要算曾卓的《懸崖邊的樹》了：“不知道是什麼奇異的風/將一棵樹吹到了那邊/平原的盡頭/臨近深穀的懸崖上//它傾聽遠處森林的喧嘩/和深穀中小溪的歌唱/它孤獨地站在那裏/顯得寂寞而又倔強//它的彎曲的身體/留下了風的形狀/它似乎即將傾跌進深穀裏/卻又像是要展翅飛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