藥對研究（Ⅰ）
中藥藥對研究專題
作者：唐於平 束曉雲 李偉霞 朱敏 宿樹蘭 錢大瑋
[摘要]藥對是中醫臨床遣藥組方常用的配伍形式，是曆代醫藥學家長期醫療實踐的經驗總結，組成簡單卻具備中藥配伍的基本特征，經過臨床應用並被證明行之有效、有一定理論依據和一定組合法度的2味相對固定藥物的配對，通過這樣的配伍組合，從而發揮協同增效或配伍減毒等作用。藥對是單味中藥與若幹方劑之間的橋梁，是許多方劑隱含的規律性特征與辨證施治內涵體現。該文分析並總結了藥對的基本特征、發展曆程與研究意義，以期引領藥對配伍理論的現代基礎與應用研究。
[關鍵詞]藥對；基本特征；發展曆程；研究意義
[收稿日期]2013-09-11
[基金項目]國家科技支撐計劃項目（2008BAI51B01）；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江蘇省高校自然科學重大基礎研究項目（10KJA）
[通信作者]*唐於平，Tel：（025），E-mail：中醫藥作為中國傳統醫藥學的總稱，迄今已有3 500年以上的發展曆史。早在原始社會時期，我們的祖先就已發現藥物並用於治療疾病，最初，隻是使用單味藥，經過許多年代的醫療實踐，認識到用幾味藥配合起來治病的效果更好，於是逐漸形成了方劑。“方劑”俗稱藥方或處方，是在辨證審因決定治法之後，選擇合適的藥物，酌定用量，按照組成原則，妥善配伍而成，是中醫臨床用藥的主要形式和手段，是中醫藥治療疾病的優勢與特色[1-3]。在中醫臨床遣藥組方上，常常2味藥物一起運用，有些源自經方，有些出乎時方，這2味藥物之所以在處方中習用，是由於通過如此配伍之後，就有良好的協調作用或較好的製約作用。這種在臨床最習用的2味藥就是藥對，也稱“對藥”或“姊妹藥”[4]。
1藥對的基本特征
藥對是中醫臨床遣藥組方常用的配伍形式，是曆代醫藥學家長期醫療實踐的經驗總結，組成簡單卻具備中藥配伍的基本特征，經過臨床應用並被證明行之有效、有一定理論依據和一定組合法度的2味相對固定藥物的配對，通過這樣的配伍組合，從而發揮協同增效（功效拓展或增強）或配伍減毒（減輕或消除副作用）等作用。藥對體現了中醫遣方用藥的特色優勢，具有內在的組合變化規律，既是方劑配伍的精華與核心所在，也是辨證施治針對性與治療性的明確體現。它不同於單味中藥，但卻是中藥學應用的升華；它也不同於方劑學，而又是方劑學的基礎，是若幹方劑的母方；它又不同於治法學，但有治法學的基本內容[5]。藥對是單味中藥與若幹方劑之間的橋梁，是許多方劑隱含的規律性特征與辨證施治內涵體現。研究藥對的配伍特點和臨床應用規律，對於解析方劑的組成結構，掌握遣藥組方規律，提高臨床治療水平，發展中醫藥配伍理論和創製現代中藥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論意義與實踐價值[6-9]。
1.1藥對是曆代醫藥學家長期醫療實踐的經驗總結所謂藥對，簡單地說，即2味中藥的配對應用，它是中藥配伍的最小單位。但不是2味藥物的簡單疊加，也不是信手拈來、任意杜撰的2味藥物的隨意組合，它是曆代醫家用藥經驗的科學提煉和智慧結晶，是遵循中醫基本理論法則組方的最基本、最簡單、最明確的一種形式[10]。
1.2藥對是由2個相對固定藥物的配伍組合從臨床實踐看，醫生遣方用藥，除少數用單方外，絕大多數處方都是將藥物進行配合運用，較之單味藥療效更佳，所以後世才有七方之分類，充分體現了藥物配伍的功效。而2個相對固定藥物的配伍組合才是藥對，如當歸與黃芪、黃連與吳茱萸、桃仁與紅花、荊芥與防風、三棱與莪術、乳香與沒藥等[11]。
1.3藥對是遵循中醫藥基本理論而形成藥對以中醫藥基本理論為依據，可源於經典方劑的核心配伍，並用於方劑的隨證加減，也可以是對新知識、新經驗的提煉，並可根據病機、治法理論組成新的方劑。所以說，藥對是使中醫辨證論治落到實處的配伍核心與用藥靈魂。
1.4藥對具有內在的組合規律前人將2味中藥配伍應用後產生的不同效應與反應，歸納為“七情和合”。其中相須、相使、相畏、相殺是有利的，可經常應用；而相反、相惡是不利的，一般作為配伍禁忌看待，原則上是不能配伍應用的。隨著中醫藥理論的不斷發展，藥對配伍理論雖起源於藥性七情，但配伍應用已超出了七情的範疇，拓展並注入了新的內涵，兼顧、氣血雙調、陰陽交通、補瀉兼施、寒熱並用、升清降濁、開合同用、散斂協同、動靜結合、潤燥製宜、剛柔相濟、升降相因等，以達到同類相須、相輔相成、相互促進等功用，或是在配方中發揮奇異的功效，為提高臨床療效而發揮其獨特的魅力[12]。
1.5增效減毒是藥對配伍的最終體現2味藥物以性能功效為基礎，選擇性地進行組合配對。配伍後其性能主治發生了變化，可能形成新的功效方向，或促進原有作用以增強療效，或配伍後相得益彰間接輔助某一功能發揮，或同用後相互兼治以適用複雜病症等，從而發揮協同增效（功效拓展或增強）或配伍減毒（減輕或消除副作用）的作用。
1.6藥對是在臨床應用中被證明為行之有效的藥物組合在中醫臨床遣方用藥過程中，藥對一般處於方和藥之間，其結構嚴謹，並經臨床驗證行之有效。它在應用時需要有理有據，有常有變。有些藥對本身即是方劑，也可以一起作為君藥，是方劑中的核心配伍，還可以針對病機在治法理論指導下作為輔助藥物組合在方劑中配伍其他藥對。藥對可以說是病機與治法理論的具體體現，是遣方用藥靈活性的保障。藥對是前人親身體驗得來的，實是藥物配伍的臨床報告單，是十分寶貴的臨床用藥資料。
經典藥對是醫家在長期治療疾病過程中發掘出來的功效良好的中藥組合，這無疑是中醫藥的珍貴寶藏。經典藥對的深入研究對中醫藥的長遠發展，具有繼承和指導創新的積極意義。現代醫家施今墨先生善用藥對相合組方，效驗頗佳，並參考藥理等現代醫學知識，融於藥對研究，創了不少“現代”藥對，如黃芪與山藥配對，用於清除蛋白尿等。自新中國誕生以來，以實驗研究為標誌，藥對研究進入新的階段，在科學研究與實際應用中，如果發現一些藥並沒有良好的協調作用或較好的製約作用，可考慮將其排除出藥對範疇；相反，如果發現並沒有記載成為藥對的2味藥體現了很好的協同增效或配伍減毒作用，就應該考慮認定其為藥對。例如筆者發現在10萬餘首古代方劑中當歸-紅花配伍應用頻次高達1 222次，遠高於一般藥對配伍頻次，並且在藥效學實驗中2味藥配伍的主要功效養血活血都表現出明顯的協同增效作用[13]，因此有理由將當歸-紅花也可以歸入藥對範疇。
2藥對的發展曆程
中藥配對是曆代醫家常用的組方形式，是臨床遣方用藥的精髓部分，浩瀚的中醫文獻中蘊藏著極其豐富和寶貴的藥對應用經驗與理論總結[14-15]。
“藥對”之名始見於春秋戰國時代的《雷公藥對》，李時珍認為是黃帝時雷公所著，北齊徐之才在《雷公藥對》的基礎上，增修撰成《藥對》一書，這2本書都已失傳，在《千金方》、《證類本草》、《本草綱目》中仍可見部分內容。而“藥對”的應用卻早在《內經》中就有記載，並有氣味相合的記述。如《素問·腹中論》的四烏賊骨一藘茹丸治療血枯：“以四烏賊骨一藘茹二物並合之”。《靈樞·邪客》的半夏秫米湯治療胃不和則臥不安證：“置秫米一升，治半夏五合，徐炊”。這2張藥對方至今仍不失為臨床常用方[16]。
藥對理論的形成脫胎於《神農本草經》，雖未直接提出藥對之名，但已有陰陽配合、子母兄弟，並提出“七情和合”，從而奠定了藥對的理論基礎。其序例雲：“藥有七情……有單行者，有相須者，有相使者，有相畏者，有相惡者，有相反者，有相殺者。凡此七情，合和視之，當用相須、相使者良，勿用相惡、相反者；若有毒宜製，可用相畏、相殺者；不爾，勿合用也”。同時指出，藥有君臣佐使、四氣五味等。後世對中藥配伍理論的進一步認識和發展，又不斷地豐富了藥對的內容。
東漢張仲景雖未直言藥對，但對其應用頗有造詣。可貴之處在於臨證變通，或取其性，或取其用，或性用兼取，自成條理。《傷寒論》和《金匱要略》之方因其法度嚴謹、配伍巧妙而被尊為“方書之祖，醫方之經”，其中載有藥對很多，以2味藥的組方即達40餘首。如麻黃與桂枝、附子與幹薑、半夏與生薑、茵陳與梔子、柴胡與黃芩等藥對對後世影響深遠，又如麻黃與石膏配對，大青龍湯用之、麻杏石甘湯用之、越脾湯亦用之，病證不同，方理各異，藥對配伍也各有道理。張仲景對藥對的使用非常嚴謹，即使藥對相同，若是劑量、劑型不同，或者在取材上取生、取幹、取汁的不同，他就給予不同的方名以示區別。如薑與半夏這一藥對，小半夏湯以“半夏一升，生薑半斤”；生薑半夏湯以“半夏半升，生薑汁一升”；半夏幹薑散以“半夏幹薑等分”杵為散劑。3張藥對方都各有其適應證。
南北朝時期，北齊徐之才在《雷公藥對》的基礎上，增修撰成《藥對》一書。以某某為之使、畏某某、惡某某為主要形式，論述了藥對的不同作用。其特點在於強調辨證選用藥物，正如其序言所說：“虛而勞損，其弊萬端，宜應隨病加減”。如菊花、卷柏為陽起石、桑螵蛸凡十物使，就是說菊花、卷柏可與陽起石、桑螵蛸等10種藥物配對，以適應不同病證需要[14]。該書認為藥有宣、通、補、泄、輕、重、澀、滑、燥、濕10種，是藥之大體，而本經不言，後人未述。凡用藥者，審而詳之，則糜所遺失矣。李時珍摘引徐之才十劑藥對如“生薑合橘皮，通草合防己，人參合羊肉，葶藶合大黃，麻黃合葛根，磁石合鐵粉，冬葵子合榆白皮，牡蠣合龍骨，桑白皮合赤小豆，白石英合紫石英”。《證類本草》序例“諸病通用藥”中大量轉引了《藥對》中君臣佐使等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