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書眼中的洪學智
紀念洪學智百年誕辰
作者：邢奇寶
編者按：
洪學智（1913年—2006年），安徽省金寨縣人。1929年3月，參加赤城遊擊隊，後參加商南起義。同年5月加入中國共產黨，並於12月參加紅軍，參與創建鄂豫皖革命根據地， 1935年3月，隨紅四方麵軍長征。抗日戰爭時期。他先後任抗大第五分校副校長，新四軍鹽阜軍區司令員，新四軍第三師參謀長、副師長。解放戰爭時期，先後任遼西軍區副司令員、黑龍江軍區司令員、東北野戰軍第六縱隊司令員、第四野戰軍第十五兵團第一副司令員等職。
1950年7月，洪學智調任東北邊防軍第十三兵團副司令員。同年10月參加抗美援朝，任中國人民誌願軍副司令員兼誌願軍後勤司令部司令員，先後榮獲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一級國旗勳章一枚，一級自由獨立勳章兩枚。
1954年，洪學智先後被任命為總後勤部副部長、部長，黨委書記。1959年7月廬山會議後，洪學智受彭德懷冤案株連，被調離部隊，先後任吉林省農機廳廳長、重工業廳廳長。“文化大革命”開始後，他遭受關押批鬥。1974年始，任吉林省石油化工局局長、國務院國防工業辦公室主任。1980年1月，洪學智再次出任總後勤部部長，後又任中央軍委副秘書長、總後勤部部長兼政委，為軍隊全麵建設做出了積極貢獻。1955年和1988年兩次被授予上將軍銜；榮獲中華人民共和國一級八一勳章、一級獨立自由勳章和一級解放勳章。
2013年2月2日是洪學智將軍百年誕辰，為了緬懷他的不朽功績，學習他的革命精神和崇高品格，本刊特設此專欄，以示紀念。
自1985年到洪學智首長身邊做秘書工作，直到2006年首長病逝處理善後工作結束，前後24年，我的工作和生活重心一直圍繞著洪學智首長展開。人生沒有多少個24年，然而，在洪老身邊工作和生活的這段歲月，卻是我人生中一段非常重要也是非常珍貴的經曆，每每回想起來總是感慨良多。首長的音容笑貌至今仍時常浮現在我的眼前。他非凡的一生，以及他在國防建設特別在推動軍隊後勤建設與改革等方麵所付出的種種努力，尤其是他對黨、對國家和對軍隊的一腔赤誠之情，令人欽佩，始終激勵著我。
初識首長：從“三條原則”到“八條鐵令”
我以秘書身份第一次和首長正式見麵，是在1985年9月的一天，有關人員帶我去向首長報到。當時首長正在閱讀文件，見我們到來，放下文件微笑著跟我打招呼。入座後，首長先是簡單問了我的有關情況，接著就向我提出了做秘書工作的“三條原則”。麵對著久負盛名，擔任著軍委副秘書長、總後勤部部長兼政委的洪學智首長，當年剛到“而立之年”的我，心裏一直忐忑不安，當時的那份緊張現在回想起來依然記憶猶新。
首長說，做好秘書工作，必須要注意三條：第一是要多學習；第二是要多思考；第三要報實情。接著，首長將“三條原則”的具體內涵娓娓道來。我注意到，首長在談到“報實情”的原則要求時，他的語氣和表情嚴肅了很多，他說：“你們秘書在工作中，會接觸到大量情況，一定要報實情。如果報了假情況、說了假話，一次可以原諒，兩次有待考查，三次就沒有可信之言。”我靜靜地坐在那裏，認真仔細地體味著首長的要求，特別是“報實情”這三個字，從那一刻起就深深烙進我的腦海裏。在以後的工作過程中，我也一直嚴格遵守著這條原則。
那天的談話大約持續了半個多小時。臨走時，首長又特別向我交代：“以後不管是我的家人，還是其他的什麼人，不管是誰，不該辦的事一定不能辦，這一條你也要特別注意。”說實話，對於首長交代的這一點，我當時是感到意外的，沒想到首長對“公”與“私”的界線畫得如此涇渭分明，對自身和家人的要求如此嚴格。
離開首長家的時候，我開始的那種忐忑不安已被尊重、敬佩所替代。如果說在以後的歲月裏，我始終感覺首長是一部教科書、是一所大學校，那麼，從嚴格意義上講，初次見麵的這次談話就是他給我上的非常重要的第一課。
自那次談話後，我便開始了在首長身邊的工作。首長工作強度之高、頻率之快和工作起來不要命的勁頭，完全出乎我的想像。首長辦公室有“幾多”，即電話多、文件多、信函多、急事多，首長參加的公務活動也特別多。為了適應首長工作的快節奏，全身心地投入工作，我和愛人商量，決定將不到入托年齡的孩子送到幼兒園並辦成全托。即使這樣，我依然覺得要想完全跟上首長的節奏實在是件不容易的事。首長再次出任總後勤部部長後，麵對“文化大革命”遺留下來的問題，大刀闊斧，撥亂反正，沒日沒夜地工作，加班加點更是常有的事。他常常白天開會、找人談話，晚上批閱文件，有時感冒發燒他也不去醫院治療，隨便吃點藥應付一下。麵對這樣一位70多歲的老人，我們在敬佩之餘，無不感慨：如果人人都能像他那樣對待工作，世上就沒有做不好的事情。
首長忘我的工作精神令人欽佩，他寬大的胸懷、高貴的品質更讓人折服。記得有一段時間，我們在整理首長被平反後退回的材料時，其中有幾份材料吸引了我們的注意。那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間，部分人可能迫於當時政治壓力而寫下的“揭發”首長的材料。盡管時過境遷，但材料中的一些尖銳言辭，即使讓我們這些旁觀者看來都覺得無法接受。事情也巧，此後有段時間，某些寫過首長“揭發材料”的人，恰好處在是否被使用的關鍵時刻。此時，首長的意見更顯得舉足輕重。但我們注意到，首長堅持使用了這些同誌。後來，在和首長的交談中，他的一番話給我們留下了極其深刻的印象。首長說：“誰都有可能處在身不由己的境況當中，看人要看長處，看主流，更何況當時是那樣一個特殊的曆史背景，‘文化大革命’中有不少人都說了假話，但你能因為他說了一次假話，就永遠將他一棒子打死嗎？不能這麼做人，也不能這麼做事，那不是真正的共產黨人。”那一天，我們默默地聽著首長談起這些，聯想到他自參加革命後“四起三落”的人生曆程，不由得心裏感歎：為什麼首長能在工作和生活交往中，贏得那麼多人發自內心的尊敬和推崇，除敬佩他對事業的那份追求外，顯然與他具有的寬廣胸懷和高尚人格力量密不可分。而他的這些品格，不僅僅體現在公正公平使用幹部上，還體現在對其自身要求的方方麵麵和點點滴滴。
記得第一次跟首長下部隊前，為了不出差錯，我曾分別向在首長身邊工作過的同誌請教注意事項，沒想到大家不約而同地向我談到了同一件事：有一年，首長下部隊調研，在乘車返回途中，他發現車上多了一布袋花生，便立即追問是怎麼回事。工作人員彙報說，這是基層官兵的一點心意，特意從地裏摘了點送給您的。沒料到首長立即火了：“我們到部隊來，吃著部隊的，住著部隊的，走了還拿人家部隊的東西，哪有這樣的道理！”當時誰也沒有想到，就是這“一小袋花生”竟讓首長一路上都不高興。他不僅教育了工作人員一路，而且以後還多次拿這事教育大家，要求大家嚴守他的“鐵令”。
一次，我陪首長到蘭州出差，在回京前的晚上，首長催促我找管理人員把賬結了。我去結賬時，對方辦事人員恰巧不在，見時間已晚，我覺得第二天一早結賬也來得及，當晚也就沒有再落實這事。結果，第二天起床和首長一照麵，他就問起結賬的事，一聽說還沒結，立即就火了：“什麼找不到人，快去把賬結了，否則我們不能走！”等我結完賬並把發票呈給他審閱後，他的臉上才露出了笑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