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公共關係是舶來品，廖教授是最早接觸海外公共關係的學者之一，他倡導的公共關係傳播管理說，是當年最早與國際接軌的觀點。因長期參與中國國際公共關係協會的學術交流工作，廖為建教授也有眾多機會接觸國際一流的公關學者，這中間有布萊克（英國學者、國際公關協會前主席）、格魯尼格、布魯姆（美國學者、《有效公共關係》作者之一）、勒賓格（美國學者、著名危機管理專家）等。1996年10月，美國著名公關學者詹姆斯·格魯尼格教授作為特邀演講人來北京參加首屆中國國際公共關係大會。會議期間，我和廖教授利用幾天早餐會的時間與格魯尼格教授就公共關係的一些基本問題交換意見，並約定此後通過電子函件的形式繼續討論。之後的近三年時間裏3人陸續通過電子函件交流，2000年由我將3人網上國際對話的主要內容整理成上下篇《關於公共關係學若幹基本問題的國際對話》，正式發表。在這篇對話中，廖教授結合中國國情和公關實踐，提出了“中國卓越公共關係15項標準”，其中關於“社會資源利用的最大化”、“兼容和創新’等內容，得到格魯尼格教授的高度讚賞。今天回顧起來也許可將其評價為得到國際認可的中國公關本土化最早的學術貢獻之一。這篇對話也成了我們這一代公關人的絕唱之作，也是迄今為止被引用最多的文章之一。
公共關係作為一門應用性很強的社會學科，它要求其研究者學術精深，而且要有豐富的實踐經驗。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在唁電中稱廖教授“學術精深、術業融通、成就卓著”，評價甚是到位。廖教授在中國公關界是能夠把學術思想很好地融於業務實踐的少數優秀學者之一。他曾擔任多家公關公司和政府企業的顧問和谘詢專家（其中包括中國第一代本土唯一的公關公司——中國環球公共關係公司和廣東省突發公共事件應急管理專家組），主持或參與過諸多公關課題和項目，如《香港政府行政谘詢係統》、《廣州國際化大都市形象戰略研究》、《廣東核電合營公司理念與行為識別係統》等，我還請他參與過我主持的多個公關項目，如北京經濟技術開放區的形象建設項目，合作十分愉快。我想正是這些豐富的社會實踐，才讓他的學術思想得以成熟並升華。
廖為建教授是一位儒雅、謙遜、敦厚、包容、高尚的君子，他的離去使中國公關界失去了一員大將，是中國公共關係事業的重大損失。懷念廖兄，如今任何言語都已顯得蒼白無力，有限的追憶更多的是為給中國公關界留下一些集體記憶。今年元宵節前一日（2月23日），廖兄因言語不便，給我發來“長”短信，談到我們之間20多年的情誼，並以自己為例勸我保重身體，稱他“確實到了工作上做減法、生活上做加法的時候了”，沒想到這是他給我的最後一條短信。後來因4月13日召開的中國國際公共關係協會學術工作委員會換屆年會，我又與廖兄有過兩次短暫的通話，征求他對換屆人選意見，他一再表示，尊重各位主任委員意見，並建議多選拔年輕人，讓他們多鍛煉，多挑重擔，沒想到這也成了他給我的最後交代（協會第四屆學術工作委員會增補胡百精、張寧老師為副主任委員也曾得到他生前高度認可）。
最後，我想轉述格魯尼格夫婦在他們發來的唁電中的幾句話：“今天我們微笑著是因為他活著；我們睜開雙眼看到的是他對公關教育和實踐的貢獻；我們樂觀麵向未來是因為他的精神通過他的學生和同事們永存。”正如協會悼詞所言：廖為建教授的學術精神、君子人格和家國情懷將永遠激勵我們後人在中國公關道路上義不容辭、義無返顧、繼續前行！願廖兄英靈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