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因為已經轉業到地方，文革初期造反派曾多次到我家來鬧，貼大字報，抄家。每次軍區聽說消息，都立即派警衛戰士來維持秩序，製止造反派，理由是，這是軍區宿舍，不準胡鬧。
進入70年代後，省軍區又搬遷到新址，我們這個院子裏省軍區的現役幹部越來越少，後搬進來的都是從外地剛調進來臨時安置的幹部，還有就是像我家這樣轉業後還寄住的，所以，軍區對這個院子的管理越來越鬆，軍區門診部也搬走了，浴池也關門了，每年對大樓的修繕完全停止了，隻是殘存著每年冬季的取暖，還有個糧店維持著。後來糧店著了一把火燒掉了，這回徹底不管了。隻是每月派人來各家收房費。那時候房屋都是租賃形式的，連各家的桌椅板凳都是營俱，都算錢的，當然費用很低，每月大約就是幾元錢。可是因為軍區完全不再管理，也沒有任何修繕，居住條件越來越差，所以住戶們都很有意見，這點費用也不願意交，到後來整棟樓誰家都不交，隻剩我們一家交費，連收費員都不好意思收我家的錢了，但是我們家還是堅持一分不差地交費。這就是我爸爸媽媽的為人和做事原則。
但是，房子的情況越來越差，我們家住三樓，房蓋已經完全壞掉了，天一下雨屋子裏就漏，真是外麵下大雨，屋裏下小雨，外麵雨停了，屋裏還漏雨。後來我們家找爸爸單位來幫助修了一下，勉強維持下去。
1982年，媽媽因病去世，那一年我已經從下鄉的北大荒返城3年，正在讀大學三年級。那年爸爸單位分了一套33米的小房子，當時爸爸回雲南去叔叔家暫住一段時間，我抽空把新房子收拾出來，找了同宿舍的幾個同學把爸爸的東西搬過去。這邊大白樓上，姐姐和弟弟各住了一間屋。
軍區開始找我們家了。因為爸爸轉業已經快20年，而且一直在單位擔任主要領導，軍區認為我們家早都在地方上解決了房子，沒理由再住軍區的房子。軍區還派人到爸爸單位去找。但我們家的實際情況是，爸爸媽媽都在各自單位任領導多年，給單位的幹部職工解決住房問題無數，卻從來沒給自己考慮過。爸爸這次分配的房子是他離休後單位以“補差”的形式給解決的。所謂“補差”，是因為爸爸這個級別的幹部按當時規定有65米住房，如果有子女一起生活，按每人10米計算。我們家在軍區這邊，兩間房加起來32米，加爸爸單位分的35米，也就是爸爸自己的住房標準，我們三個子女都沒計算在內了。爸爸單位跟軍區的人說明了情況，他們也表示理解。
後來弟弟成家，有了孩子，還住在那裏，房子的狀況就更差了。經常停電停水，樓裏老鼠亂竄，冬天隻是維持鍋爐不凍，室溫最冷時隻有幾度。一直熬到整個大樓動遷，這已經是90年代的事了，全樓居民都動遷到河圖街的新樓，後來我去弟弟家，還碰到很多過去的鄰居。
大白樓的舊址上，蓋起一幢新樓，是省工商局的辦公樓。
每次回到哈爾濱，偶爾走過這裏，我都要環顧一番，試圖尋找我從兒時到青少年在這裏生活過的些許痕跡。而歲月之河已經帶走了一切，隻殘留著點點記憶的碎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