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新文化比創新技術更重要
開卷有益
中國科學家屠呦呦獲得了2015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實現了中國在自然科學類諾貝爾獎上零的突破。
我們由衷地向屠呦呦表示祝賀。正如李克強總理在賀信中說的那樣，這是中國科技繁榮進步的體現，充分展現了我國綜合國力和國際影響力的不斷提升。
但是，我們也應該正視，中國的科技創新與發達國家的差距還十分巨大。從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的1946年至今，在科學類諾貝爾獎的442位獲獎者中，美國科學家有232人，比例高達52.5%，居世界第一。
盡管中美之間的科技差距已是老生常談，但創新的主題，在中國經濟持續麵臨下行壓力、新舊動能艱難轉換的當口，顯得尤為重要。
2016年，是中國“十三五”規劃的第一年。“十三五”不僅是中國2020年全麵建成小康社會的決定性階段，更是中國能否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關鍵節點。
事實上，明眼人都知道，要實現這些目標，核心問題是實施創新驅動。但將創新落實到行動中，遠比文件以及口頭所說的“創新”要困難得多。
創新，為什麼總是知易行難？
創新，是對傳統的叛逆，是破舊立新的創造與毀滅的循環，是跳出廬山之外的思路，是超越自我、超越常規的導引。說到底，創新是具有新穎性和創造性的思想碰撞、智慧對接的過程。
思想的碰撞、智慧的對接，取決於創新人才的聚集與吸引；人才的聚集與吸引又取決於一個寬容社會的構建；寬容的社會，又取決於政策的開放。
東西方曆史經驗表明，不論是民族還是企業，思想上越謙遜、政策上越開放，就越能吸引更多創新人才，自身也越強大；反之，思想上自大，或政策上封閉，排斥外來文化，自身也會萎縮。
無論是中國唐代的貞觀之治，還是歐洲的文藝複興，或是蘋果公司“非同凡想”的奇思妙想，以及穀歌公司“20%的創新時間”（員工可利用20%的工作時間做自己工作以外的事情），都表明創新必須根植於寬容、開放的文化。
寬容、開放的文化，恰是中國一些地方及企業的短板。有些地方政府為保政績“不作為、亂作為”；有些企業提拔領導隻講資曆不看能力；有些創投引導基金怕擔風險隻投穩定項目不投起步企業……
美國哈佛大學商學院教授克萊頓·克裏斯坦森曆時八年，訪問了近百位革命性產品和服務的發明者後發現一個現象，凡是傑出公司不僅寬容失敗，更認為在創新程序中，失敗是無法避免的，是其事業渾然天成的一部分。
寬容失敗，也應是“大眾創業、萬眾創新”時代必須要有的文化氛圍。
日前，李克強在主持召開的部分省（區、市）負責人經濟形勢座談會上強調，要用合理的“容錯機製”和完善的激勵機製，使創業創新者的活力不斷湧現。
從這個角度上講，中國要實施創新驅動，既需要有像屠呦呦這樣的技術創新者，更需要有能吸引創新者聚集的創新文化。（支點雜誌2015年11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