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凱雖自認文武全才，但他畢竟沒有軍事的實際知識，而他所選的文武兩大幕僚，也都不懂軍事，這時，從海外學成歸來的兆運儒就成了灼手可熱的人才。後來兆大哥又招攬了在武備學堂畢業的學生馮國璋、段祺瑞、和王士珍。王、段、馮三人遂成為袁世凱建練新軍的三根支柱，他們分別得到龍（王士珍）、虎（段祺瑞）、狗（馮國璋）三個綽號，另外對他們三個人的總稱是‘北洋三傑’。
“兆大哥一心報國，萬沒料到，他傾注心血的小站練兵隻是給了袁世凱表現能力的機會，有了建立羽翼的條件，也使他獲得那時代最有權勢的人對他的重視。但不管後世的功過如何，毀譽如何，小站練兵鍛造出來的北洋軍閥，統領了大半個中國的幾十年風騷。小子們，記住，俠，隻能補世，定世靠的是兵。孫先生早年犯的正是這不知兵的錯誤，一直依靠軍閥對抗軍閥……
“又早在1919年，李大釗就在天津與俄國共產黨人進行聯係，探討中國革命的問題。1920年初，李大釗與陳獨秀醞釀在中國建立共產黨。1920年2月，李大釗同陳獨秀一同到天津，與第三國際的代表、俄國共產黨駐天津的文化聯絡員鮑利維進一步討論了組建共產黨的形式、黨的領導作用和如何在天津開展革命工作等問題，當時由在天津北洋大學讀書的張太雷擔任翻譯。1920年8月，陳獨秀在上海首先發出組建中國共產黨的倡議。9月28日，在李大釗指導下，張太雷在天津建立了社會主義青年團，有15名成員。10月，李大釗在北京建立了共產主義小組，並介紹天津的張太雷、江浩加入，張、江二人成為天津最早的共產黨人。1921年7月，中國共產黨成立後，李大釗擔任北京地方執行委員會書記，仍然領導天津的工人、學生、婦女開展革命運動。後來，李大釗、羅章龍陸續在天津介紹於樹德、安體誠、安辛生、李培良、李錫九、於方舟、張隱韜、韓麟符、陳鏡湖等加入了中國共產黨，直屬北京區委領導。1923年6月，中共三大決定李大釗為黨中央駐北京代表，擔任中共北京區執行委員會委員長，負責北京、天津、直隸北方黨組織的工作。12月下旬，李大釗再次親臨天津指導共產黨天津地方黨的籌建工作。直到1924年7月，在北京區委趙世炎主持下，根據中共第一次修正章程第六條規定，天津的全體黨員在當時的法租界20號路普愛裏34號，召開了中共天津地方執行委員會成立大會，於方舟當選為委員長……
“小子們，我要說的是，共產和國民兩大黨派現在已經合作，在廣州成立的黃埔軍校就是兩黨合作的產物！我想，也許那才是你們新青年該去的地方！小子們，由他招安，都從良、從軍去吧！以後幾十年的中國，才有希望啊！”
一個巨浪撲上來，曹景的最後幾句話就在巨浪中喊出來，大海賜予他巨浪之中的鬱暗而巨大的感情，令人激蕩不已。在這裏，樹像馬兒一樣搖蕩而悲鳴著，風怒號，海咆哮，山尖嘯，浩浩蕩蕩的聲音充滿了天地之間。遙遠的都市喧鬧和這裏的浩然之氣相應和，似乎這現世和夢境同奏著時代的戰歌。
曹景卻不給他們開言的餘地，手一揮，斷然道：“回航——你們該和中山先生清算酬勞啦！”
……
上岸的時候，四個小子全身戰抖，也許是凍的，但曹景寧願相信那是他們內心的戰抖。他們猶豫著，由兆學疚開口道：“曹叔哥，那你……”
曹景的頭發幾乎全白，眼裏的利光一過，脈脈地透出一股紅來，他表現出的孤寂讓人覺得既不祥卻又悲壯，似乎他要離開的似乎不隻是他們，他要離開的是到目前為止的一生。他道：“戴門子教我的，一個男人一生有三次塑造自己的機會：父母，妻子，孩子。父母，也就那樣兒作古了；妻子，她是不肯也不能了；孩子，總是有希望的，她也不介意和我共享一個希望。你們是她的孩子，也是我曹景的孩子……而且，其實孩子並不是為了讓父母放心而活的，她舍不得你們，但仍然希望你們早早去飛——雖然你們和我的認知不同，你們幾個臭小子也根本不符合我的期望，但我還是一樣愛你們，也願意欣賞你們，因為我知道，你們在努力著，你們是我曹景和戴門子的兒子，我不會阻止你們扯我後腿，日後你們大可以說，我愛我父兄，但我更愛道義，我堅持我的道義……同樣的，我也接受兒子們的反對，我也可以跟你們兔崽子背道而馳，但我還是愛你們，這是最開明的愛。”
兆學疚脈脈極目一挑，似乎瞬間轉盡了海河一遊的曆史滄桑，最後他把手放在心的位置，慨然道：“不需要戀物的偶像，我們的死者保存在這裏，曆史和光榮的責任和我們同在，他們永遠與我們同在！”
“走走走！”曹景紅著眼，大力揮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