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身富足，性格乖順
1900年8月30日，張聞天出生在東海之濱的一個小村莊，一位中過秀才的長輩取《詩經》中“鶴鳴九皋，聲聞於天”之意，給他起名“應皋”（也寫作“蔭皋”），字“聞天”。張聞天的祖輩都是普通種田人，但是經過幾代人辛苦經營，家境殷實。
除了填寫個人簡曆之外，張聞天很少說到他的出身和成長經曆，隻是1943年延安整風時，在一份個人材料中有過一段簡要的記敘，說他生於一個富農家庭，他的父親張芹梅“以勤勞著名於鄉裏，故家境開始是向上發展的。全家七人，我為長子，有三妹一弟。常雇短工，不雇長工。全家除我及弟外出讀書時不參加生產外，均直接參加生產”。
與那些後來同樣聞達於天下的同齡人相比，幼時的張聞天比較另類，他出身富足，性格也不叛逆，甚至堪稱乖順。
這樣的家庭對於張聞天來說，更重要的一點是可以為他從小讀書提供條件。張聞天6歲發蒙讀私塾，7歲進小學，12歲入高小，15歲念職業學校，17歲考上了培養水利工程人才的高等專科學校——南京河海工程專門學校，直到19歲他完全經濟獨立，父親為他供讀了13年。
張聞天同父親最後的一次見麵是1925年。
張聞天加入中國共產黨不久就受組織選派赴蘇聯深造，由於組織上不讓通知家中，故出國前父親不知。待到父親來到張聞天出國前工作所在地蘇州為兒子送棉衣時，才得知兒子已經遠去他國，十分難過，當著在場的堂弟的麵痛哭了一場。
時隔33年，也就是1958年，張聞天第一次回到家鄉時，父親已經去世了整整16年。到家那一天（4月12日）恰巧是父親逝世16周年忌辰，麵對牆上父親的遺像，張聞天痛哭失聲。“最高三人團”和“中央隊三人團”
1934年10月10日晚，開始長征前，按照由博古、李德、周恩來組成的“最高三人團”的意見，毛澤東、張聞天等人都要分散到各部隊中去。他們提出異議後，才被留在總部。毛澤東邀約張聞天、王稼祥一路同行，一起宿營，自然而然地形成另一個“三人團”。為了跟“最高三人團”區別，他們被稱為“中央隊三人團”。
毛澤東和張聞天走到一起不是偶然的，這其中有兩個相互影響的因素：一是博古、張聞天矛盾的加深，一是毛澤東、張聞天合作的發展。
1931年秋，博古接任中共臨時中央負責人。隨著時間的推移，作為政治局常委，張聞天逐漸覺察到“左”傾的危險性，而博古卻沒有及時覺醒過來。兩人之間不可避免地在政治上和重要的方針、政策上產生了矛盾。
在廣昌戰役開始之前和結束之後，“博張矛盾”從暗的分歧發展到明的衝突。在1934年5月中旬中革軍委的一次會議上，張聞天指出：廣昌戰役中同敵人死拚是不對的。博古立即給他扣了“右”傾的帽子，說他這是機會主義思想。兩人爭得麵紅耳赤，相持不下，會議不歡而散。
與此同時，毛澤東和張聞天卻逐漸接近，以至互相信任，親密合作起來。他們的關係可以追溯到1920年初。1919年12月，張聞天加入了當時的青年進步組織“少年中國學會”。1920年1月，毛澤東也加入了這個組織。他們入會的消息，一起刊登在1920年2月出版的《少年中國》第1卷第8期上，此後，他們的行蹤在這本雜誌上時有披露。由於這一層關係，他們早已知道並對對方有所了解，隻是未曾謀麵而已。
張聞天同毛澤東的會麵和相知，是在1933年他初進入中央蘇區之後。開始，他對毛澤東的思想和才幹並不真正了解。不久，張聞天分管政府工作，同毛澤東接觸的機會多起來，兩人才逐漸接近，在一些重要問題上觀點一致。
1934年1月在瑞金召開的中共六屆五中全會，使“左”傾路線的錯誤發展到了頂點。經過這次會議，張聞天在黨內的職位沒有什麼變化，但實際擔任的工作有了較大的變動。他被補選為中央委員，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又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成員、中央黨報委員會主任。接著，張聞天又取代毛澤東，當選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從表麵上看，張聞天似乎得到了重用，實際上，這是一種極為巧妙的排擠。他後來回顧這段曆史時寫道：“由於這些矛盾的發展，博古開始排擠我。五中全會後，我被派往中央政府工作，就是把我從中央排擠出去的具體步驟。”“派我擔任人民委員會工作，對於李德、博古同誌說來，是‘一箭雙雕’的妙計。一方麵可以把我從中央排擠出去，另一方麵又可以把毛澤東同誌從中央政府排擠出去。”
從1934年2月起，張聞天的辦公地點和住處，與毛澤東緊靠在一起。
張聞天擔任人民委員會主席後，並沒有按照博古等人排斥毛澤東的意圖去做，兩人的關係不僅沒有趨向緊張，反而更加緊密起來。
1934年8月1日敵機轟炸瑞金後，毛澤東和張聞天都搬到一座小廟裏居住，兩人朝夕相處，感情融洽，生活上也相互關心。這年9月，毛澤東在雩都（今於都）得了惡性瘧疾，高燒不止，贛南省委給張聞天打電話求助，他立即派傅連暲醫生星夜趕去醫治。
長征出發前，當時擔任教育人民委員的瞿秋白被“最高三人團”列入“留”的高級幹部名單，他向張聞天表示希望“走”，張聞天隨即向博古陳情。博古一點不給商量的餘地，硬是以病弱為由將他留了下來。張聞天在延安整風時寫的自傳中談到此事，說當時感覺到自己“已經處於無權的地位”，“心裏很不滿意”。
張聞天此時的感受，在毛澤東的心裏早已鬱積多年，從贛南會議（1931年）到寧都會議（1932年），再到六中全會（1934年），他一再受到打擊。他當時在黨內的境遇比張聞天差得多。眼看著反“圍剿”節節失利，現在又要離開這塊血汗澆灌的紅色土地，張聞天和毛澤東都充滿抑鬱和憤懣，這使他們的關係在踏上征途前夕，進入了一個稱得上戰友的全新的階段。
“中央常委作出決定，張聞天才挑起這副擔子”
毛澤東曾經說過：中國共產黨的曆史上有五朝領袖，第一朝是陳獨秀，第二朝是瞿秋白，第三朝是向忠發（實際是李立三），第四朝是王明、博古，第五朝是張聞天。鄧小平也說過，從1935年1月到1938年9月的三年多時間裏，張聞天一直是中國共產黨的一代領袖。
張聞天擔任中共中央總書記，起始於著名的遵義會議。這次會議決定“常委中再進行適當分工”，“指定洛甫同誌起草決議”，這實際上意味著將解除博古的黨中央總書記職務而由張聞天接替。據遵義會議的出席者、時任三軍團政委的楊尚昆回憶：
在遵義會議上，形成比較一致的意見是由洛甫代替博古擔任總書記，但聞天同誌非常謙虛，再三推辭。毛澤東同誌也說自己參加軍事指揮比較好。於是這個問題就擱置起來。拖了二十來天，不能再拖了，中央常委作出決定，聞天同誌才挑起這副擔子。
事實上，對遵義會議起了重大曆史作用的至少是四人，除了毛澤東之外，就是張聞天、周恩來、王稼祥，而其中張聞天尤為關鍵。這一事實，在曆史上一度被忽略，甚至被有意遮掩。
現在無論是湖南韶山毛澤東紀念館還是上海浦東張聞天生平陳列館，觀眾在參觀遵義會議陳列部分時都會看到一座四人雕塑，就是毛、張、周、王四人，應該說這是符合曆史事實的。
其實這背後還有這樣一個故事，2003年為紀念毛澤東誕辰110周年，毛澤東紀念館對原陳列進行了一番改造，改造後新設計的遵義會議相關雕塑隻有毛、周、王三人，卻沒有張聞天。在新館尚未正式開放時，時任中央總書記胡錦濤視察了紀念館，當他看到這一雕塑時，向紀念館的人員提出，這裏怎麼沒有張聞天？那時候他是總書記啊。這裏應該還有張聞天。於是，原來的三人雕塑成為現在四人的正式陳列。護毛澤東擔任軍事指揮，確立他在紅軍中的領導地位遵義會議推選毛澤東為常委，從此他進入中共中央領導核心。這在中國共產黨和中國紅軍的曆史上都是一件大事。
毛澤東在1945年6月10日召開的中共七大上說：“遵義會議是一個關鍵，對中國革命的影響非常之大。但是，大家要知道，如果沒有洛甫、王稼祥兩位同誌從第三次‘左’傾路線分化出來，就不可能開好遵義會議。同誌們把好的賬放在我的名下，但絕不能忘記他們兩個人。”
張聞天在延安整風時寫的《反省筆記》中，也對遵義會議的曆史意義、毛澤東的功績和自己的貢獻作過評價，隻是對自己的評價太過謙虛了些：
遵義會議在我黨的曆史上有決定轉變的意義。沒有遵義會議，紅軍在李德、博古領導下會被打散，黨中央的領導和大批幹部會遭到嚴重損失。遵義會議在緊急關頭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這是一。第二，遵義會議改變了領導，實際上開始了以毛澤東同誌為領導中心的中央的建立。第三，遵義會議克服了“左”傾機會主義，首先在革命戰爭的領導上。第四，教條宗派開始了政治上組織上的分裂。這個會議的功績，當然屬於毛澤東同誌，我個人不過是一個配角而已。
遵義會議除了替換總書記以外，最為重要的是軍事領導人的變換。張聞天擁護毛澤東擔任軍事指揮，為確立他在紅軍中的領導地位，作了不懈的努力。
張聞天作風民主，對毛澤東非常尊重，遇事總是找他商量。黨中央總書記與紅軍最高統帥的高度一致，是保證當時打開中國革命新局麵的關鍵。在曆史檔案裏可以看到，從1935年10月初到陝北起，到1938年9月六屆六中全會，有張聞天（或洛甫）署名的電報為451件，其中“張（洛）毛”或“毛張（洛）”聯名者達286件之多，可見兩人在實行戰略政策轉變、促成紅軍三大主力會師中的關鍵作用。
瓦窯堡會議“是一次極關重要的中央會議”
1935年12月的瓦窯堡會議製定了黨的抗日統一戰線的策略路線，在《毛選》上被稱為“是一次極關重要的中央會議”。
會議之前，共產國際派的代表張浩到達瓦窯堡，就在張聞天的窯洞裏同他徹夜長談，首次傳達了國際七大精神。那時，毛澤東還在前線指揮作戰，他接到通知後，立即趕到瓦窯堡。
開會的地點就在張聞天和夫人劉英所住的窯洞裏。窯洞陳設簡陋，臨窗一張條桌，是張聞天辦公寫文件的地方。中間有一張舊方桌和幾條粗笨的木凳，就是來客或開會時的坐席。當天出席會議的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博古、劉少奇、鄧發、張浩等人隨便坐定，討論兩個議題：“政治形勢與策略”和“軍事戰略”，這是關係中國共產黨、中國工農紅軍與中華民族命運的兩件大事。
如果說紅軍長征中毛澤東尤為突出地顯示出軍事戰略家的才能的話，那麼長征結束到達陝北後，則是張聞天這位總書記更為突出地從國內以至整個世界形勢的變化出發，始終抓住了事關全局的黨的戰略轉變這件大事，推動和主持了瓦窯堡會議的召開，履行了一個政治戰略家的職責。曆史表明，瓦窯堡會議是一次真正轉變黨的政治路線的會議，其在中共黨史上的曆史地位至少應該是與遵義會議不相上下，黨從內戰轉向抗戰的戰略轉變正是從此次會議開始的。
反對毛澤東的“審蔣”和“除蔣”
關於西安事變，過去長期流傳的一個說法是，毛澤東英明決策，主張和平解決，張國燾則主張要殺蔣介石。至於總書記張聞天根本不提，上世紀80年代初上演的一部電影《西安事變》，當屏幕上出現陝北窯洞黨中央討論會的會場時，張聞天竟連一個身影都沒有。近些年來才逐漸承認會上有張聞天。
1936年12月13日，在保安窯洞召開的討論應對事變的會議上，有過不同意見的恰恰主要是會議的主持者張聞天和會議報告人毛澤東。
那時中央會議的習慣做法是會議開始時由分管這方麵工作的領導人作報告，因此這次會議首先由分管軍事、外交的毛澤東作報告。毛澤東的報告從事變的意義，到形勢發展的可能等都表明了看法和分析，同時還提出軍事上在蘭州、漢中這些戰略要點上，我們應立即部署兵力；但報告對蔣介石的處理提出的一個重要的意見則是“審蔣”和“除蔣”，即“要求罷免蔣介石，交人民公審”，認為“把蔣除掉，無論在哪方麵，都有好處”。他還提出要“以西安為中心來領導全國，控製南京”，並在西安成立一個名義上不叫政府的“一個實質的政府”。
之後發言的其他人都基本上同意報告的意見。周恩來發言的一個不同之處，就是提出“在政治上不采取與南京對立”，將來西安“或以陪都形式出現”。到了張國燾發言時，則是發展到了極端，提出“打倒南京政府，建立抗日政府”，而且認為“內亂不可免”，西安事變的意義“第一是抗日，第二是反蔣”。這是明確對黨的“逼蔣抗日”、“聯蔣抗日”方針的倒退。
張聞天的發言與毛澤東的報告有明顯不同之處，一是通篇沒有一個“除蔣”、“審蔣”的字眼，也沒有任何一點類似這樣的意思；第二，明確提出“我們不采取與南京對立方針，不組織與南京對立方式（實際是政權形式）”；第三，主張“盡量爭取南京政府正統，聯合非蔣係隊伍”。發言還要求大家要“慎重”，“不要急躁”，不要自己給自己造成困難；發言最後的結語是：“我們的方針：把局部的抗日統一戰線，轉到全國性的抗日統一戰線。”
事態的發展和各方態度的明朗，很快就證明按“以西安為中心”和“審蔣”的設想來處理是不能和平解決問題的。
12月19日，張聞天再次主持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正式討論解決西安事變的方針，重申了他的主張。
12月25日，蔣介石在口頭允諾六項條件後恢複自由，張學良不聽博古、周恩來勸阻，親自送蔣介石回南京。到南京後，蔣介石卻不讓張學良回西安，剝奪了他的自由，同時調集了37個師的兵力分5路向西安進逼。內戰一觸即發。
在矛盾尖銳、形勢險惡的時刻，張聞天於1月25日自延安啟程，兩天後秘密來到西安，同周恩來、博古等一起，為製止內戰、維護和平進行了不屈不撓的努力。
“洛甫這個同誌是不爭權的”
在延安時期的一些老幹部的回憶裏，張聞天“是個博聞強記的知識分子，是位文雅的革命家，是中國共產黨的一位文學巨匠”，他“有學者風度，忙而不亂”，發言時，“有時隻寫幾個字，列出一個提綱，就能講一大套”。
曾擔任中央領導人俄文翻譯的師哲回憶說：
1926年，我在莫斯科學習時，就認識張聞天了。當時我在軍事學院，他在中山大學。但我常到中山大學去，那裏我有很多熟人，一提起張聞天大家都知道。他可以說一到莫斯科就有名氣了。因為他是學者、教授，大家都尊重他，注意他。張聞天是個好同誌，是真正的共產黨員，他對黨一絲不苟，認真負責，對同誌嚴格要求。他對我就毫不客氣，有缺點就批評。
毛澤東不止一次讚歎：“洛甫這個同誌是不爭權的。”張聞天對此最為看重，他曾說這是對他的最高評價。
張聞天全心全意為黨工作，的確沒有個人的野心和權欲。長征途中張國燾挾重兵向黨爭權，張聞天主動提出將自己的總書記職務讓出來，但毛澤東不同意，此議作罷。王明於1937年11月底從莫斯科回到延安後，張聞天主持了十二月政治局會議，決定擴大中央書記處，由張聞天、毛澤東、王明、康生、陳雲五人組成。這時有一篇訪問記仍稱張聞天為“中共中央總書記”，他特別鄭重其事地在1938年4月12日武漢《新華日報》上刊登了《張聞天（洛甫）啟事》，聲明：“中共中央設有由少數同誌組織之書記處，但並無所謂總書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