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寧願生為中華人，死為中華魂”
博古原名秦邦憲，江蘇無錫人氏，其父秦肇煌是清末舉人，北宋詞宗秦觀的第三十一代孫。
秦家在無錫分“河上秦”和“西關秦”，秦邦憲屬於“西關秦”，“西關秦”的始祖秦金，也就是博古的十五世祖，號稱“九轉三朝太保，兩京五部尚書”，可算“位極人臣”，江南四大名園之一的無錫“寄暢園”就是他開創的，400多年來一直是秦家祖業，直到1952年獻給國家，所以寄暢園又名“秦園”。康熙、乾隆帝14次下江南來無錫，就住在寄暢園。
秦邦憲生於1907年6月24日，年幼時曾經在無錫上私塾，後來被母親送進正規小學讀書。他喜愛國文和算術，特別是國文課，對古文更有一種特別的興趣。從他懂事以後，常常愛翻閱家裏堆放的舊書，似懂非懂地瀏覽一番。
小學時代的秦邦憲身體格外單薄，在班上除了學習外，不大喜歡參與文體活動，但常常是一個很熱情的觀眾，總是默默地看著同學們的表演。他還熱心公益活動，他負責班級的圖書管理工作，將圖書整理得井井有條，深得老師和同學的讚賞。
1921年，14歲的秦邦憲到蘇州省立第二工業專科學校學習。
1925年上海發生了五卅慘案，當時秦邦憲才18歲，是蘇州學聯負責人。得知這個消息後，他率先在蘇州工專舉行全校學生聲討大會，並帶領20多個學校的三千多學生上街遊行示威。他那時正患肺病，登台講演時口吐鮮血，周圍同學很受感動，勸他休息。他說：“國之將亡，焉顧我身，寧願生為中華人，死為中華魂。”
1925年9月蘇州工專畢業後，秦邦憲被上海大學社會學係錄取，瞿秋白與惲代英等老師親自給他們講授馬列主義理論課。在他們的教育和影響下，秦邦憲不久就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不久，上海大學黨組織決定秦邦憲去上海國民黨特別市黨部，從事國共合作工作。
1926年10月，上海市黨部選派秦邦憲赴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在莫斯科，他的俄文名是“博古諾夫”。1930年5月回國後，在寫文章發表時，他曾用過“伯虎”、“卜古”等筆名，直到1931年才固定用“博古”。
在黨史上創下兩項至今都未被打破的紀錄
1931年，向忠發被捕叛變後，王明成了中共中央的最高領導人。
當時上海處在嚴重的白色恐怖的籠罩下，共產黨的地下組織連續遭到敵人的破壞。王明深感中國非久留之地，在征得共產國際同意遠赴莫斯科前，他開始對國內的工作進行安排。鑒於周恩來也將前往中央蘇區，共產國際遠東局提議成立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商議結果確定博古、張聞天、盧福坦、李竹生、康生、陳雲6人組成。這6人中，除盧福坦、陳雲外，其他4人都不是中央委員或候補中央委員。商議還確定由博古、張聞天、盧福坦3人組成常委，由博古負總責，隨後報共產國際批準。
王明讓博古負總責，而不讓他擔任總書記，可謂用心良苦。博古是王明在中山大學的同學，年紀輕、資曆淺、鬥爭經驗少，而對共產國際和王明又忠心耿耿，這非常有利於王明遙控指揮。其次，王明一旦從蘇聯回國，仍可以名正言順地坐上總書記這把交椅。
工作安排妥當後，王明準備去莫斯科擔任駐共產國際中共代表團團長的職務。臨行前，他找博古懇切談話，再三關照博古，囑其“萬事都得請示共產國際”，“決不可擅自行動，更不得聽信他人”。
1943年11月13日，博古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說了他任職的經過：那是在向忠發被捕後，王明、周恩來、盧福坦、博古到一個酒店開會，會上“決定不設總書記，當時決定我為書記，我的實權是總書記，但是在中央會議並沒有決定我是總書記”。
這個不知名的小酒店成了博古一生重要的命運轉折點。這次會議同時還規定，今後在多數中央委員聚集在一起時，須將此事提請中央委員會討論，隨後將名單報共產國際批準。
於是，博古在中共黨史上創下了兩項迄今為止都未被打破的紀錄：第一，他被指定為中共中央負責人時，連中央委員都不是，這樣的“躍升”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第二，他當時不過24歲，是中共曆史上最年輕的領袖，人稱“中共中央的小夥子”。
此時距博古回國不過5個月，他一下子從學生成了黨的代總書記。與同時代的革命者相比，24歲的博古顯然有些稚嫩，他比張聞天小7歲，比周恩來小9歲，比毛澤東小13歲。
“他頭腦反應很快，也許比周恩來還要敏銳”
美國記者斯諾在《紅星照耀中國》一書裏，是這樣介紹博古的：
博古是我遇見過最有風度、有趣的中共領導人之一，也是政治局最年輕的成員。他個子較高，身材瘦長。確實，他總處在極度興奮之中，動作急促而不協調，常常愛神經質地哈哈大笑，他的牙齒前突，眼睛外鼓，特別是透過深度近視眼鏡，眼球好像向外突出。阿奇博爾德·克拉克爾爵士稱他是“怪人”。他喜歡打網球，打撲克，他總是理著很短的寸頭，好似一把硬刷子在頭頂，他頭腦反應很快，也許比周恩來還要敏銳……1931年10月18日，王明離開上海，前往莫斯科。周恩來於12月上旬離開上海去中央蘇區就任中共蘇區中央局書記。從這時開始，博古留在上海挑起了實際上是代理總書記的重擔。
博古當時風華正茂，年少氣盛，他沒考慮個人的生死安全問題，一心一意地擔起這個擔子。他以為在共產國際的領導下，自己有這樣的精力與才能完成這個任務；他自以為在反“立三路線”中經受過鍛煉，立場是堅定的，算不上英雄也是中堅骨幹力量。在四中全會後，他負責青年團的工作，當時在少共國際的決議上曾受到表揚。博古認為，團的工作能領導好，難道黨的工作就不能領導好嗎？何況在蘇聯學習了那麼多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有共產國際的信任支持與王明的指導，在黨中央工作的同誌又多是莫斯科的同學，相信工作起來一定會比較容易協調。
但實際上，他還不了解中國的實際，不了解中國錯綜複雜的階級關係，不了解中國社會諸矛盾的本質，不了解中國革命的特點，不了解中國革命的客觀規律，僅憑讀了一些馬列和斯大林的書，囫圇吞棗就自信能夠駕馭整個中國革命，隻能說是天真。
博古有個外號叫“黑麵木偶”，這是由於他動作幅度大、顯得有點僵硬而得名。此時，他也確實有點“木偶”的味道，一舉一動都受著身在莫斯科的王明的遙控。
王明的眼光確實不錯，博古作為“總負責”，確實非常忠實地執行他的路線。
中國共產黨作為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自成立以來的成功和失敗、所犯的右傾和“左”傾錯誤都與共產國際的指導密切相關。共產國際駐上海代表甚至對中共中央直接發號施令，僅1932年3月間，共產國際的代表曾兩次找博古談話，一次談江蘇工作，認為對江蘇省委的工作“應成立很嚴厲的決議”進行批評；又一次是談工會工作，認為工會領導“是機會主義領導”，“全總黨團或者解散，或者改組”，還批評臨時中央“沒有給劉湘（即劉少奇）以打擊”是原則性的錯誤。
這裏可以清楚地看到，共產國際的指導路線與方針政策都是錯誤的。加之王明的遙控作用對中國革命產生著直接的重要影響，博古作為臨時中央的總負責人坐鎮上海，隻能盲目機械地去執行。這種教條主義的態度，給中國革命帶來了不可彌補的損失。
27歲的博古稱40歲的毛澤東：“小毛，有什麼好看的”
博古到達瑞金後，自然要掌握中央蘇區的軍政大權。而蘇區省縣一級的領導人，大都是毛澤東任命的有實際工作經驗的幹部，雙方不可避免地發生激烈衝突。
毛澤東在背後給這些從城裏來的人起了一個綽號，叫“洋房子先生”。這些“洋房子先生”看不慣憑經驗辦事的大多數土生土長的幹部，而這些地方幹部對“洋房子先生”也有些格格不入，反“羅明路線”的鬥爭由此產生。
羅明時任福建省委代理書記，其主管的閩西地處蘇區邊緣，實為遊擊區，形勢複雜多變，群眾工作困難。他采取區別於中心區的靈活政策，沒有執行臨時中央製定的進攻路線。博古見狀，毫不客氣地指責羅明，是中央蘇區右傾機會主義路線的代表。
這次所謂的路線鬥爭，從批鬥閩西蘇區開始，繼而批鬥粵贛邊區，後又發展到批鬥江西蘇區，進而又批鬥閩贛邊，最後甚至到紅軍高層，整整鬥了一年時間，整個中央蘇區鬥了個遍。連批帶鬥，連撤帶關，博古把所有流露不滿情緒的原蘇區幹部，統統打了下去，所有重要位置被大批留學生和博古信得過的人取而代之。
批判“羅明路線”，其實就是批判毛澤東。毛澤東見此情形，隻好請假養病。
張聞天後來回憶說，到蘇區一年半，毛澤東“究竟是個什麼人，他有些什麼主張與本領，我是不了解，也並沒有想了解過的”，當時確實“不重視毛澤東同誌”。
博古到長汀時，有人提議去看一下正在養病的毛澤東。年僅27歲的博古，高傲地伸出小手指說：“小毛，有什麼好看的。”這一年，毛澤東已經40歲了。
1933年底，在蘇區建設尤其是查田運動中，臨時中央與毛澤東又發生尖銳的意見分歧，毛澤東再度稱病告假。
博古想出了一個辦法，讓毛澤東離開中央蘇區到莫斯科去，美其名曰到世界革命的中心蘇聯去治病，實際上是想完全消除毛澤東在蘇區的影響。
博古派中華蘇維埃政府土地部長高自立赴莫斯科，向王明報告國內情況。高自立在報告時轉達了博古的口信：“毛澤東大事有錯，小事沒有錯。”
王明知道博古想將毛澤東送來蘇聯養病，隻是一個借口，當即插話：“毛澤東能抓大事，這樣大的人物來，安全誰保險？”
這個建議沒有得到共產國際批準。臨時中央明顯地表現出排斥毛澤東的態度時，共產國際再度出麵肯定毛澤東的政治地位與指揮經驗。
當時，六屆五中全會和中華蘇維埃第二次代表大會正在醞釀之中。博古最初的想法，是希望借這兩次會議把毛澤東的臨時中央政府主席和政治局候補委員兩職一並取消，故而在他提交的政治局委員候選人醞釀名單中沒有毛澤東的名字。
然而，共產國際審核之後，毛澤東不僅繼續留在政治局內，而且還被異乎尋常地提升為政治局委員。
於是，在瑞金出現這樣的怪事：一方麵，博古故意不通知毛澤東參加六屆五中全會；另一方麵，他又不得不安排毛澤東進入政治局，把他選為12名政治局委員之一。
博古弄巧成拙後，在不久後的中華蘇維埃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他自作主張，隻給毛澤東留下一個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的虛職，而將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主席的頭銜戴到了張聞天身上。
“我已經想通了，沒有人再聽我的了”
長征開始後，博古與周恩來、李德組成了“軍事領導三人小組”。他們的分工是：博古負責政治，李德負責軍事，周恩來負責督促軍事計劃的實施。
從五次反“圍剿”初期開始，毛澤東就對李德的戰略戰術思想提出過批評。但是李德聽不進這些忠告。李德把他在伏龍芝軍事學院學習的一套歐洲的戰術生硬地搬到中國的戰場上，根本不考慮中國實際情況。而博古對軍事又一竅不通，隻迷信共產國際派來的這位軍事專家一定能夠指揮紅軍取得勝利，所以把李德捧得很高，以至到了言聽計從的程度。
在經曆了福建事變、黎川失守、廣昌決戰、血戰湘江等失利後，中央政治局中不少同誌也開始對博古、李德錯誤的軍事路線表現出不滿。
遵義會議期間，他們受到了嚴厲的批評，周恩來、毛澤東、王稼祥、聶榮臻、劉伯承等都先後發言，連曆來謙遜溫和的朱德這次也聲色俱厲地提出：“如果繼續這樣的領導，我們就不能再跟著走下去！”
在這種氣氛下，博古表現出了良好的民主作風，他耐心地聽取各種不同的意見，沒有打斷任何人的發言，也沒有提出中止會議，顯示出了少有的平靜。
會議第一天晚上，他在住所陷入了苦悶和反思當中，順手撕了一張印著“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革命委員會”字樣的信箋，隨手寫了幾句話，似詩非詩：我是多傷慘，光陰猶如膽，何日膽光轉，紅軍出青天。
第二天繼續召開的會議上，批評依舊，一直沒有發言的陳雲撂下重話：“三人組”的領導必須改變！
周恩來支持了陳雲的觀點，他是“三人組”的一員，又是中央政治局常委，書記處書記，軍委副主席，紅軍總政委，他的意見是舉足輕重的。
遵義會議有幾項重要決定：增選毛澤東為政治局常委；取消原來的“三人組”，仍由朱德和周恩來為軍事指揮者，其中周恩來是“指揮軍事上下最後決心的負責者”，會後，又確立毛澤東為周恩來“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
在談到這段曆史時，很多人忽略了一點：博古作為中共的最高領導人，主持了整個會議。遵義會議後，博古雖然在事實上失去了領導權，但他仍然保留著總書記的頭銜。
紅軍沿著川黔邊，到達了雲、貴、川三省交界的雲南省威信縣後，張聞天找毛澤東商議，認為遵義會議中博古受到大家批評，思想上還有抵觸情緒，繼續讓他負總責，恐怕大家不服而且困難很多。周恩來也同意了這個意見，他認為博古下去以後，還是毛澤東領導比較合適。但是毛澤東推薦了張聞天。
三人商定以後，周恩來來到博古的住處，想做做他的思想工作。周恩來顧及博古的感受，不便馬上啟口，隻看了一下窗下的兩隻鐵皮公文箱。那兩隻箱子裏，裝的都是中央文件，象征著中央總書記的權力。
博古是一個聰明的人，他坦然地說：“恩來同誌，今天你來就是為這個，我已經想通了，我知道我領導下去，沒有人再聽我的了。讓誰來接替我？”
被告知是張聞天以後，博古立即把中央委員會的印章、中央政治局書記處的印章與中央書記的條形章都交給周恩來。
有人建議博古不要交權，要把情況彙報給共產國際，由共產國際最後來處置。但是，博古還是從大局出發，第二天就把象征著中央總書記權力的兩隻鐵皮箱送到張聞天的住地。
從此張聞天擔任了黨中央總負責人，博古仍保留政治局委員、軍委委員之職，並代理總政治部主任。
遵義會議後不久，成立了毛澤東、周恩來與王稼祥三人組成的軍事小組，成為最高的軍事領導核心，取代了會前的“三人組”。毛澤東的領導地位逐漸確立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