翰林曾國藩的“窘”生活
人物·真名士自風流
作者：張宏傑
為了進京當官，曾國藩四處拜客打秋風借錢，甚至不惜“包攬詞訟”幫人打官司來賺錢。通過這些，他一共獲得了兩千多兩的收入。那麼，他進京之後，生活水平如何呢？
道光二十年正月，曾國藩到達北京，被授以從七品的翰林院檢討。他官運很順，三年時間就連升四級，由從七品檢討升任到從五品的翰林院侍講。
雖然仕途很順利，但曾國藩翰林生涯的經濟狀況始終可以用一個字來概括，那就是“窘”。借貸和哭窮一直是他在翰林院中經濟生活的主旋律。
有兩個證據可以很好地說明他窮到什麼程度。
一個是在道光二十二年，身為翰林院檢討的曾國藩與仆人陳升發生了一場衝突。因為窮困拮據而脾氣又大，曾國藩早已被陳升看不起。在這場口角衝突後，陳升卷鋪蓋另尋高枝去了。這件事使曾國藩頗受刺激，還寫下了一道《傲奴》詩：
……胸中無學手無錢，平生意氣自許頗，誰知傲奴乃過我！
另一件證據更有說服力。
曾國藩是個很重感情的人，進京為官前，曾專門到姥姥家去看望幾位母舅。當時他的大舅已年過花甲，卻“陶穴而居，種菜而食”，過著半野人的生活。曾國藩不覺“為惻然者久之”。他的二舅江永燕送他走時，向他預約工作說：“外甥做外官，則阿舅來作燒火夫也。”就是說你將來做了地方官，我一定去找你，給你生火做飯，也吃兩天飽飯。
曾國藩進京為官，使得所有親戚對他寄予厚望，認為天子腳下的翰林公隻要稍一援手，就能使他們的生活天翻地覆。然而，曾國藩當官已經好幾年，卻沒有餘力周濟他們。五年後大舅依然沒有房住，二舅江永燕貧病而死，沒沾到外甥一點光。這說明曾國藩是真窮而不是假窮。
翰林院檢討等職，其地位略似今天國務院政策研究室處級以上各級研究員，成天與皇帝和高級大臣打交道，經常出席各種重大典禮，麵子上十分風光。然而與此相對照的是，翰林們的經濟待遇卻特別低下。在清代俸祿體係中，曾國藩這樣的七品京官年俸四十五兩。此外例支雙俸，也就是開雙份工資。加上四十五兩“雙俸”，不過為九十兩。此外還有四十五斛（二十二點五石）“祿米”。數項相加，不過一百二十四兩六錢五分。那麼京官們一年要花多少錢呢？張之洞在《請加翰林科道津貼片》為京官們算賬說：“計京官用度，即十分刻苦，日須一金。歲有三百餘金，始能勉強自給。”也就是說，普通京官，一年財政赤字通常近二百兩之多。所以做京官確實是一件極為賠錢的買賣。因此我們也更明白，為什麼曾國藩要那麼不辭辛苦地拜客，甚至連各地卦店都要拜到。
清代京官之窮，今人實難想像。有記載清代京官有人窮到“不能舉火”。清李慈銘記載他一個做京官的族弟“屋宇倚漏，人有菜色”。清代有這樣一條諺語：“上街有三厭物，步其後有急事無不誤者：一婦人，一駱駝，一翰林也。”因為窮翰林買不起車，隻能走路上班，偏偏還要擺架子邁八字步堵住人行道，令後麵有事的人心急如焚，有苦難言。
那麼翰林曾國藩的生活質量如何，一年的支出又需要多少呢？我們以道光二十一年為例，從衣食住行幾項來觀察了曾國藩的支出情況。
先來看住。曾國藩在京期間的一個主要支出項目為房租。身為朝廷命官，住宅須配得上官製威儀，因此自然不能蝸居鬥室。所以京官們雖然窮困潦倒，卻多租住大宅，講求寬敞氣派。道光二十一年八月，曾國藩租下了繩匠胡同的一處房子，共十八間，每月房租十三兩三錢。如此算來，則一年房租就要一百六十兩銀子，用去全部薪水還不夠。
再來看社交應酬。京官的生活，幾乎是日日聚宴。清人張宸的《平圃遺稿》說，京官聚宴習以為常，“若不赴席、不宴客，即不列於人數”。也就是說，別人請客你不能不去，別人請客你也不能不回請，否則你就不是圈子裏的人。
曾國藩生性喜交遊，也有意識地將結交朋友作為在士林中樹立自己良好形象的途徑之一。《湘鄉曾氏文獻》中曾國藩自己對道光二十一年隨份子的錢有詳細記載，比如什麼春節實行AA製的團拜，他分攤了兩千文；某位朋友的祖母去世，他隨了一千文；過年過節給上級和老師送節禮二兩銀子之類，道光二十一年曾國藩人情來往花費總計一百一十兩。
第三項較大的花銷是買衣服。
曾國藩晚年在家書中說自己“忝為將相，而所有衣服，不值三百金”，多次要求子女“衣服不宜多製，尤不宜大鑲大緣，過於絢爛”。由此引出後世的種種渲染，比如說他最好的衣服是一件天青緞馬褂，隻在新年和重大慶典時才拿出來用，平素便放在衣櫥裏，因此用了三十年依然猶如新衣雲雲。
其實翰林們經常需要出入宮廷，衣服必須體麵，方符合國家體製。曾國藩為人固然節儉，但是在官派威儀上卻絕不含糊。入都為官後，曾國藩的個人財物中最值錢者就是衣服了。僅帽子一項他就有大毛冬帽、小毛冬帽、大呢風帽、小毛小帽、皮風帽等十一頂。這些衣服的購置都不便宜，通常在數兩至數十兩銀子之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