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電氣前CEO傑克·韋爾奇說：我畢生唯一的工作就是保持健康。由此可見，健康多麼重要。身體是事業的本錢，而健康的身體是一個人立身存世的關鍵。忽視健康，就是在忽視自己的生命，就是在拿自己的生命開玩笑，就是對自己的不負責任。
第一節過度疲勞就是在追逐死亡
一、健康的紅燈亮給男性“頂梁柱”們
男，田力也，似乎古人造字時已考慮到了男性在家庭和社會中的作用。一直以來，男人就是主要的財富創造者。在現代社會，男人肩上的擔子有增無減，高壓力快節奏的生活，為家庭、為事業、為理想，一往無前地奮力打拚，讓男人無暇顧及自身的健康。有這樣一群男人，他們事業小有成就，薪酬不菲，社會地位高，人們對之投以羨慕的目光，並送給他們一個光彩無限的稱號：精英。但頭頂光環的精英們，每況愈下的健康狀況卻成為他們的“薄弱環節”，成為他們幸福、成功路上的絆腳石。關注中國精英男性的健康現狀，已是許多男人與女人共同關心的問題。
中國的曆史上不乏女性精英，隨著社會的進步，女性已經進入社會的各個行業發揮自己的聰明才智，但由於生理特點和角色定位的原因，男性所承擔的社會責任相對更大一些。而35至60歲的中年男性，更是由於閱曆豐富，經驗廣博，在家是支柱，在單位是中堅，是推動社會進步的主體力量。
無論在政治、經濟、教育、科研領域，35歲～60歲的中年男性都是主導力量，人才學研究也表明，人創造力最強的年齡是25～45歲，峰值年齡是37歲。正是中年男人用自己的聰明和才智推動著社會的進步和發展，說他們是精英，毫不為過！然而，這樣一群精英，健康狀況卻不容人們樂觀，甚至可以說他們用身體的健康換取了頭頂閃耀的光環。
身體是革命的本錢，這樣的道理人人都懂。作為社會的主導力量，為家庭、為單位、為社會殫精竭慮的精英們，他們的身體如何？
據統計，近5年內，北京大學和中國科學院有135位教授死亡，他們的平均年齡為53.3歲；
自改革開放以來，改革前沿的深圳已有近3000人倒在自己的辦公椅上，平均年齡為52歲；
在北京一份追蹤了10年的在職知識分子早逝情況調查顯示，他們的平均壽命從10年前的58～59歲了降至53～54歲，比第二次全國人口普查時北京市平均壽命低22～39歲；
中國科學院醫務所丁燕娣大夫曾對某科學院24個所局1984～1992年的死亡人員年齡和病因進行統計，結果表明60歲以下中青年知識分子死亡人數占42％，其中男性占極大比例。
越來越多的事例、越來越多的數字，迫切地提示著人們：關注男人們的健康，調動社會、家庭、個人的各方麵因素拯救虛弱的男人，已經是刻不容緩。拯救這個社會的主要推動力量，不僅關乎個人和家庭的幸福、最終也將影響到國家乃至整個世界的發展。
二、體力透支會導致“過勞死”
“過勞死”是20世紀90年代初期，從日文“過勞”引申出來的詞。“過勞死”是一種未老先衰、猝然死亡的現象，對其原因的最簡單解釋就是：超過正常勞動強度而致死。造成“過勞死”的根本原因則是長期的高強度、超負荷的勞心勞力，加上缺乏及時的恢複和足夠的營養補充而導致機體細胞的超前老化，這種老化一旦超過一定的限度，“衰老因子”在體內達到一定量，就容易造成急性心腦血管疾患暴發而引起死亡。用比較專業的語言來解釋，“過勞死”是指“在非生理的勞動過程中，勞動者的正常工作規律和生活規律遭到破壞，體內疲勞淤積並向過勞狀態轉移，使血壓升高、動脈硬化、髒腑功能失和，進而出現致命的狀態”。這種潛性的因過度疲勞引起的死亡在日本媒體上被稱作“過勞死”。這個名詞簡潔形象，所以被廣泛傳播使用。日本前首相小淵惠三的突然中風死亡，引起國際社會對“過勞死”的極大關注。其實“過勞死”不僅在日本是普遍現象，目前在中國也廣泛存在，在美國疲勞綜合征與艾滋病齊名，被視為“21世紀人類最大的敵人”。種種令人難以置信的過勞死亡病例的發生正應驗了英國科學家貝弗裏奇的預言：“疲勞過度的人是在追逐死亡。”
日本人普遍把“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視為工作的最基本要求，工作狂或工作至上論者是日本人的代名詞。正是在這種工作理念的督促下，近年來，日本因大腦疾病、心髒病死亡人數每年在30萬以上，大部分都因勞動負荷過重而死。美國《時代周刊》題為《日本許多公司的老板為何相繼去世》一文中披露，在1995年，日本著名的精工公司、川崎製鐵公司和日本航空公司等12家大公司的總經理相繼突然去世。令人震驚又費解的是，在男子平均壽命高達75歲的日本，生活條件十分優越的大公司老板，竟大多在五六十歲猝然去世。日本醫學專家分析認為，由於近年來日本經濟不景氣，市場競爭更加激烈，在心理超負荷的應激狀態下，許多人拚命地工作卻休養不足，下班後，差不多每晚都得去參加酒會，高熱量高脂肪食品吃得太多，酒喝得太多，而休息時間過少，疲勞不能及時消除，時間久了，勢必積勞成疾，增大了“過勞死”的危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