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唐德剛《五十年代的塵埃》
書林折枝
作者：張中馳
上世紀四十年代末，唐德剛到美國留學，獲得博士學位後留在美國做了哥倫比亞大學的講師，教授漢學和曆史。唐先生筆耕不輟，卻不安於書齋，他積極投身社會活動，參與愛國運動，曾為保衛釣魚島發起全球一億人簽名抗議日本右翼登島。同時，他又是中國現代口述曆史的奠基者之一，利用地理上的優勢，他做了張學良、李宗仁、胡適等人的口述曆史的工作，留下真實而寶貴的曆史資料。唐德剛也曾創作過大量隨筆、雜文，在當時產生了很大影響。七十年代末的時候，唐先生在友人的“慫恿”下，選出了五十年代在海外發表過的一些文章，有小說、人物傳記和詩歌等。三十年過去後，這些無意間被保存下來的文章因為常年不見天日，早就蒙上了層層灰塵，他感慨這是對自己祖國的語言文字留戀的溫情。光陰荏苒，又是三十年過去了，當我拿到這本書的時候，唐先生已經離開了這世界。
我讀到了第一篇小說《我的女上司》裏的第一句話“在一個明朗的秋天的下午”，就覺得如此融洽，讓我一下子投入進去，後來發現似乎整部書都為了讀者在這麼一個涼爽、悠閑的下午的閱讀而寫。讀這些文字，仿佛在傾聽一個同胞講述他在異國的一個個遙遠的故事，這些故事不長，多是描繪他剛剛融入這個陌生國家時所見到的日常生活，自然不會在讀者內心掀起波瀾。《我的女上司》講述的是“我”在學校做圖書管理員的事。“我”的女上司是一個對工作有著很強的責任感，對下屬嚴厲、苛刻卻又管理不當的圖書館“二上司”。在“我”剛來的時候，帶“我”不知疲倦的熟悉了圖書館裏海量的工作，而後在短短的半個小時內，不考慮“我”作為一個正常人的接受能力，盡拿些刁鑽古怪的問題考“我”，可想而知“我”肯定是記不得的。但這個時候“我”既沒有憎恨上司，也沒有責怪自己，而是調皮地給出一個又一個答案，讓老師選，後來索性猜了起來，當上司格雷小姐大喊“不許猜”的時候，本來緊張的場麵變得輕鬆了，格雷小姐的小題大做被“我”那看似誠惶誠恐，實則有意調侃的回答給消解了，後來在承認自己確實記不得的時候，作者用了“淒涼”二字，這小小的不合時宜讓人忍俊不禁。唐先生的幽默是淡淡的，它不會讓人捧腹大笑，卻總讓人會心，你不知道有趣的地方會在什麼時候出現，可慢慢卻發現整個敘述都是那麼有趣，他不費心思與心機，和他筆下的“我”一樣，對什麼事情都有些後知後覺，機智活潑中好像透著幾分遲鈍，這幾分遲鈍是他可愛的地方，也或許是真正的智慧的表現。小說後來寫到，格雷小姐終於也犯了錯誤，被她的上司（我們的大上司）逮個正著，然後被狠狠地批評一通。平日裏喜歡大吼大叫的格雷小姐這個時候對著“我”哭訴了起來，“‘湯…姆…哦…哦…哦…’她朱唇顫抖，一聲何滿子，不覺兩淚奪腮而下……”雖受到過格雷小姐的不公正待遇，此刻“我”對她是抱有著同情的，可盡管如此，“我”並是不在沉痛地傾聽格雷小姐的訴說，然後陪送以同樣悲傷的眼淚，而是有些“遲鈍”地不動聲色看著她，還有心思用那“何滿子”的典故以及觀察她的朱唇，言語中總有些調笑的意味。唐先生被人稱為曆史的說書人，而他的小說更有著評書一樣的氣質，“我知道這個‘未諳姑食性’的亨利，現在又是觸黴頭的時候了”，信手拈來的一個巧妙的比喻，把亨利的處境形容得入木三分。毋庸置疑，唐先生總是傾向於母語的說話習慣，可還是會驚訝於他對母語把握的如此精準，又運用得如此熟練。至此，讀者也該體會到，其實“我”在圖書館工作的時候，自始至終都並沒真正把格雷小姐那沒有道理的訓斥和蠻橫無理的態度放在心上，當然更談不上記仇，這對一個在異國他鄉初入“職場”的年輕人來講並不簡單，而“我”做到了，這樣自在、自然的心態很難刻意為之，因為這樣的小說本就是唐先生的生活經曆，和“我”的不計前嫌一樣，唐先生的從容也就在這樣不經意的談笑間顯現。
唐德剛曾說，他的朋友夏誌清先生和他的老師胡適之先生一樣，不僅聰慧過人，且都是用功的學者，他們“不寫不用氣力的文章”，而他自己則跟上述兩位先生相反，“這些雜文就沒有一篇是用過氣力寫的”。唐先生所指的“不用氣力”當然不是隨心所欲、粗製濫造，相反他尤其注重語言的運用，甚至在曆史著作中仍不失文學色彩。他的傳記文學《梅蘭芳傳稿》就是這樣不拘俗套地寫在梅蘭芳生前，有著一個曆史學家的深邃與練達。梅蘭芳在他的筆下永遠是一個有悲有喜、有血有肉的普通人。作者寫道，梅蘭芳生活中是一個翩翩君子，文秀可憐，典型的讀書人形象，而在舞台上，一旦進入角色，需要的時候則會“浪勁十足”，“浪的入骨三分”甚至“淫蕩”，看似用語毫不留情，實則稱讚其“既樂且淫而俗不傷雅”，是對其藝術魅力的真實寫照，也是對梅蘭芳最大的尊敬。整部傳稿讀之仿佛置身於一個戲曲的氛圍中，到“貴妃醉酒”一段時，讀者簡直成了離那舞台最近的觀眾，唐先生對貴妃心思的揣摩，對演員動作神態和觀眾心理的刻畫，總是繁簡得當，聊聊數語，韻味十足，聲色之美都融進了白紙黑字裏，胡菊人先生形容他像太史公為古人立傳一樣，“如見其人，如聞其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