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屋講壇
作者：劉強
作為中古時期最具典型意義和闡釋價值的知識分子群體，“竹林七賢”曆經一千七百餘年的時光淘洗，不僅沒有在國人的精神版圖上日漸黯淡，反而曆久彌新，愈發顯出其奪目光彩與迷人魅力。近年來，“竹林七賢”研究漸成熱點，彙聚了數量可觀、成果豐碩的研究隊伍，截至2010年底，海峽兩岸已先後舉辦過七次以“竹林七賢”為主題的國際學術研討會，“竹林七賢”研究的綜合化、國際化趨勢漸趨顯著。
冥冥之中，我與七賢有緣。早在1998年，因為一偶然機會，我便寫過一篇不足七萬字的《琴弦上的英魂——嵇康傳》。2009年，拙著《一種風流吾最愛：世說新語今讀》出版，此書分“人物篇”和“典故風俗篇”二冊，差不多又把七賢“巡禮”一遍。或許是因緣際會，2009年11月至2010年9月，我又應邀在《百家講壇》先後錄製《魏晉風流》和《“竹林七賢”》係列節目，耗時一年，共錄製了二十五集。2010年10月10日，後錄製的《“竹林七賢”》係列十三集先行播出。
電視講壇固然離學術堂奧甚遠，但其傳播普及之效亦不容忽視。就我個人而言，常覺今生今世，若能在“竹林七賢”之風度精神的傳播上略盡綿力，則心願畢矣，至於來自周遭的抑揚毀譽，大可忽略不計。
“魏晉風度”之由來
與“竹林七賢”一樣，“魏晉風度”同是文化傳播過程中漸次形成的文化概念和命題。就“魏晉風度”而言，其肇端固然當在一千六七百年以前的魏晉之季，而其真正凝結成為一大概念，則曆時尚不足百年。
1927年7月23日，在國民黨政府廣州市教育局主辦的“廣州夏期學術演講會”上，時年四十六歲的魯迅做了一場現在看來十分重要的演講，題為《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在這篇將近一萬字的演講稿中，魯迅談到了三個方麵：一是魏晉文章及其特點，概括下來就是：清峻、通脫、華麗、壯大；二是以“正始名士”何晏為祖師的服藥之風；三是以“竹林名士”為代表的飲酒之風。盡管除了題目，正文中並未對“魏晉風度”做過具體闡釋，但魯迅的意思當是，魏晉文章及名士們扇起的服藥與飲酒兩大風氣，便是“魏晉風度”最重要的表現及展示。此後，“魏晉風度”便成為一大文化關鍵詞，以之為題做文章者代有其人，絡繹不絕。
1940年，宗白華的《論〈世說新語〉與晉人的美》問世。在這篇屢被稱引的論文中，宗氏開篇就說：“漢末魏晉六朝是中國政治上最混亂、社會上最苦痛的時代，然而卻是精神史上極自由、極解放、最富於智慧、最濃於熱情的一個時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藝術精神的一個時代。”宗氏以悖論的形式揭櫫魏晉時代的“藝術精神”，堪稱孤明先發，振聾發聵。此外，還有兩個論斷深具卓識：一是“晉人向外發現了自然，向內發現了自己的深情”；二是“中國美學竟是出發於‘人物品藻’之美學”，這兩句話本身也可說是中國美學史上的重大“發現”。
1944年，哲學家馮友蘭發表《論風流》一文，將“魏晉風度”張大為“魏晉風流”。在談及名士之人格美時，馮氏稱：“是名士，必風流。所謂‘是真名士自風流’。……假名士隻求常得無事，隻能痛飲酒，熟讀《離騷》。他的風流，也隻是假風流。嵇康阮籍等真名士的真風流若分析其構成的條件，不是若此簡單。”並進而提出，真名士必備之四個精神條件：曰玄心、曰洞見、曰妙賞、曰深情。進一步從人格美的角度深化了“魏晉風度”的精神內涵。
1948年，王瑤完成《中古文學史論》一書，在“自序”中，作者稱該書第二部分《中古文人生活》“主要是承繼魯迅先生《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一文加以研究闡發的”。書中的《文人與藥》、《文人與酒》等篇什，後來成為研究“魏晉風度”的必讀文獻。
1981年，李澤厚《美的曆程》出版，書中第五章題為《魏晉風度》，把這一議題的探討和研究進一步引向深入。在《人的主題》一節中，李澤厚提出了“人的覺醒”這一命題，認為正是“人的覺醒”才使“人的主題”提上日程，從而才形成了漢魏六朝這幾百年的人性大解放和藝術大繁榮。這就又把“魏晉風度”的內涵在美學和哲學向度上推進了一層，使鈴木虎雄首倡、魯迅複加點染的“文的自覺”說有了一個更可靠的理論前提。
上個世紀九十年代以來，一些學者紛紛就“魏晉風度”著書立說，為豐富這一研究做出了貢獻。筆者也曾以風俗為切入角度，將“魏晉風度”分疏為以下十二個麵向：（1）美容之風；（2）品鑒之風；（3）服藥之風；（4）飲酒之風；（5）清談之風；（6）任誕之風；（7）隱逸之風；（8）藝術之風；（9）嘲戲之風；（10）清議之風；（11）雅量之風；（12）豪奢之風。除服藥之風與豪奢之風外，其他十種風氣均有正麵闡釋之價值。竊以為，“所謂魏晉風度，是指漢末魏晉時期形成的一種時代精神和人格理想，具體說就是指受道家學說和玄學清談思潮的影響，而產生的一種追求自然（與名教相對）、自我（與外物相對）、自由（與約束相對）的時代風氣，以及由此在上層貴族階層中形成的，一種超越性的人生價值觀和審美性的人格氣度”。“魏晉風度”的探討與詮釋，實際上隱含著近代以來“人性解放”與“人格獨立”等一係列大問題，大拷問。其中就包括人對於現實政治的超越與個體人格獨立的問題。魯迅做完演講後即在給友人信中稱：“在廣州之談魏晉事，蓋實有慨而言。”同樣，我們研究“魏晉風度”，亦當存有反躬自問，重建知識分子風骨與精神之關懷。
事實證明，在精神層麵，“竹林七賢”對魏晉風度和名士人格影響甚巨。不僅因為上述每一種風氣，差不多都能找到他們的影子，還表現在，他們的立身處世，無不彰顯著對自然、自我和自由的不懈追求。
“竹林七賢”與魏晉風度之精神
說到“竹林七賢”與魏晉風度的關係，不能不以《世說新語》為中心。我曾做過統計，《世說新語》中直接記載“竹林七賢”故事的條目共有近六十條，還不包括劉孝標注釋中的數十則材料。這相對於全書的比例是非常驚人的。也就是說，《世說新語》差不多每二十條記載中，就有一條是關於“竹林七賢”的，這個數據足以說明“竹林七賢”對於《世說新語》全書以及“魏晉風度”的重要程度。下麵就結合上述”三自追求”——追求自然、自我、自由——來談談“竹林七賢”之精神及其對魏晉風度之影響。
求自然：“越名教而任自然”
“竹林七賢”的自然追求又可以從兩個方麵來看：
其一，容止順自然。所謂容止順自然，即與我所謂之“美容之風”相關聯。眾所周知，魏晉之季扇起了一股對男性美之極端欣賞與追捧的風氣，其事多見於《世說新語·容止》門。此一門類共三十九則，真是觸目皆琳琅珠玉，朗然照人。其中如“蒹葭倚玉”、“傅粉何郎”、“擲果潘安”、“看殺衛玠”等典故早已膾炙人口，給人一個鮮明的印象就是，魏晉男性美是偏於陰柔和雕飾的，甚至由於服藥之風的影響，那些美男還略顯病態，可說是陰柔美和病態美的結合。然而，《容止》門中所展現的男性美，遠比乍一看所得之印象更豐富。除了陰柔美和雕飾美，事實上更有陽剛美與自然美。如“床頭捉刀”的曹操、“腰帶十圍”的庾子嵩、“嶔崎曆落可笑人”的周伯仁，皆屬此類。而其中，最具風采的典型便是竹林七賢。《容止》第五則雲：
嵇康身長七尺八寸，風姿特秀。見者歎曰：“蕭蕭肅肅，爽朗清舉。”或雲：“肅肅如鬆下風，高而徐引。”山公曰：“嵇叔夜之為人也，岩岩若孤鬆之獨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將崩。”
高大，偉岸，健康，明亮，嵇康的美便是一種陽剛之美。而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形容嵇康的語詞全是自然化的、詩意的，其傳達出的是一種“天然去雕飾”的自然審美觀。再看劉注引《康別傳》：“康長七尺八寸，偉容色，土木形骸，不加飾厲，而龍章鳳姿，天質自然。正爾在群形之中，便自知非常之器。”這裏“土木形骸，不加飾厲”和“龍章鳳姿，天質自然”，凸顯的也是一種不加修飾、順其自然的自然美。同是一種男性美，嵇康之美便與”性自喜，動靜粉帛不去手，行步顧影”（《容止》第二則注引《魏略》）的何晏等人判然有別。
無獨有偶。“竹林七賢”還有一位著名的醜男，就是劉伶。《容止》篇十三則雲：“劉伶身長六尺，貌甚醜悴，而悠悠忽忽，土木形骸。”“土木形骸”乃視形體外貌為土木之意。又《晉書·阮籍傳》稱阮籍：“當其得意，忽忘形骸。”“忽忘形骸”正可與嵇康、劉伶的“土木形骸”等量齊觀。可以說，擺落形體帶來的世俗拘囿，不事修飾，蕭然獨得，順其自然，構成了“竹林七賢”整體的人格風貌。
其二，思想尚自然。所謂思想尚自然，則與玄學清談之風相關聯。正始時期，玄風大熾，何晏、王弼揭起”貴無論”的大旗，立論稱：“天地萬物，皆以無為為本。無也者，開物成務，無往不成者也。陰陽恃以化生，萬物恃以成形，賢者恃以成德，不肖恃以免身。故無之為用，無爵而貴矣。”（《晉書·王衍傳》）又掀起“名教自然”之辯，主要的觀點可以概括為“名教本於自然”。何、王一邊是注疏經典（《論語》、《道德經》、《周易》）的經學家，一邊又是領導清談的清談家，所謂“清談的祖師”。他們的玄學理路大致是“以道解儒”，這當然與調和儒道的現實政治需要有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