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很多看上去是錢的問題其實都不是錢的問題——甲午戰爭（上）
一
從唐朝初年一直到清朝末年，日本一直把中國看成是榜樣國家，“中國一切都比我們好，我們有什麼不明白的學習中國就對了”是日本政府長期的信條。在思想和文化上，古代日本和中國大體一樣，也認為儒家思想是最偉大的真理，越邊遠的國家越蠻夷。
到了西方列強入侵中國的時候，一衣帶水的日本也遇到了列強的入侵，在艦炮下被迫簽訂了不平等條約。像清廷一樣，日本也感到被“蠻夷入侵”的極大恥辱。但不同的是，日本的轉型非常快，舉國上下很快就認識到隻有學習西方才是自強之路。在清政府開始洋務運動七八年後，日本開始了全麵改革，因為當時的天皇年號為“明治”，因此這場改革被稱為“明治維新”。
明治維新比洋務運動要徹底得多。我們現在有個詞叫“全盤西化”，明治維新可以稱得上是“九成西化”，不僅經濟、工業、商業、教育全麵學習歐美，連政治製度也西化，引入了歐洲的議會製度，甚至連完全沒必要改的服飾也都變成了西式的。從天皇到大臣，人人都穿上了洋人的衣服，這架勢不禁讓我們想起了當年北魏孝文帝的全麵漢化。
因為全麵西化，當時日本有一個口號叫做“脫亞入歐”，就是我們不要再當中國文化的小弟了，我們要改當西方國家，進入歐洲世界。日本不光是這麼說的，還是這麼做的。明治維新了20年後，日本的國家實力和政治思維都不再像是傳統中國，而更像是西方列強了。
日本崛起後，覺得我們現如今也是文明國家了，應該被西方人平等對待，於是希望廢除之前同西方國家簽訂的不平等條約。可是國家利益麵前哪有道義可講，西方列強自己彼此之間還打得不可開交呢，誰會給日本出讓好處？日本在和西方國家的交往中大受刺激，感覺西方國家表麵上講的那些文明、榮譽都是虛的，這是一個弱肉強食的世界（還是“儒表法裏”嘛），我們必須拚命增強國家實力，要不就會被宰割。
可是，用什麼辦法才能和西方列強抗衡呢？當時的西方強國，全都有數量龐大的殖民地，不僅本國要搞工業，還要到世界各地占礦山、占港口、占市場、吸引當地人民去當廉價勞工。日本本土的麵積其實不算小，是英國本土麵積的1.5倍，可要算上在全球的殖民地，日本就比英國要小得多了。日本要強大，就必須學著西方列強去搶占殖民地。
先搶哪裏呢？
1929年，一位中國商人自稱花重金混入日本皇室書庫，抄錄了一份秘密文件。他把全文公布在《南京日報》上，這就是在近代史上極為有名的《田中奏折》。其中有一句話廣為流傳：
“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滿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
《田中奏折》是真是偽引起後世學者的極大爭議。且不論它的真假，上述這話可是句大實在話。日本要進行軍事和領土擴張，“中國東三省-中國-世界”這個路線基本上是唯一的選擇。後來的侵華戰爭走的確實就是這個路線。
其實這句話還缺少一個步驟，在《田中奏折》曝光時，朝鮮已經成為日本的殖民地，所以《田中奏折》略去了第一步：“欲征服滿蒙，必先征服朝鮮”。
日本是個島國，它距離亞洲大陸很遠，比較近的隻有兩個地方，一個是北邊的庫頁島，但是那裏太靠北了，土地貧瘠寒冷，缺乏戰略意義。另一個地方就是朝鮮半島，朝鮮半島直通亞洲大陸，是入侵我國東三省的理想跳板。日本和朝鮮半島之間的海峽寬度和台灣海峽差不多，交通十分方便。因而日本要擴張，自古以來朝鮮半島都是必經之地。明朝末年豐臣秀吉入侵亞洲大陸的第一步，也是從占領朝鮮開始的。
當時，朝鮮是大清的屬國，日本要占領朝鮮，就要同清政府產生正麵衝突。當年清政府剛被列強欺負的時候，日本感到的是“唇亡齒寒”的恐懼和同情。現在明治維新了20年，日本已經“脫亞入歐”，當它們再以西方國家的眼光去看大清的時候，發現這是一個野蠻、保守、自大、落後的國家，被欺負是“活該”的。
日本自信日清之間必有一戰，而且日本可以獲勝。
獲勝的關鍵，在大海上。
我們來看看中日之間的地形。打開亞洲地圖，我們可以看到中國的東部和朝鮮半島中間包圍著大片海域，我們稱之為“黃海”。通過黃海，中國可以方便地從山東半島運兵到朝鮮，遠比走陸路從東三省繞過去更便捷。日本同朝鮮半島也是隔海相望，一切軍隊和物資也都要通過海路運過去。
所以日本要和清政府搶奪朝鮮半島，爭奪製海權就成了關鍵。假如日本得到了製海權，那就可以源源不斷地向朝鮮派兵，清方陸軍隻能從東北地區遠道饒過去。而且日本還可以把軍隊隨意投放到中國東部沿海，包抄清軍的後路，甚至直接進攻大沽口，威脅京師。相反，如果被清軍掌握了製海權，那日本作為一個島國就得好好考慮一下防守國土的問題，連京都都暴露在清朝水軍的打擊範圍內，進攻朝鮮的事就不要想了。
因此，清日兩國對於朝鮮的影響力，乃至於兩國之間的地位排序，就靠大海上的戰鬥了。這場戰鬥，也就是我們今天所說的“甲午海戰”。
二
日本在和清政府正式開戰前，先搞了不少小動作，先是占領了清朝的屬國琉球，又試圖染指我國的台灣島，這些動向引起了清廷的警惕。當日本不斷向朝鮮增兵，朝鮮形勢一天比一天緊張的時候，清廷很多人都意識到和日本的衝突在所難免，兩國怕是要打上一仗。
這個時候，洋務運動已經進行了三十多年，效率雖然低，但並不是一點效果沒有。尤其是李鴻章花費重金打造了一支北洋艦隊，號稱亞洲第一、世界第八。另外，清朝還有35萬新式陸軍，上百萬的後備部隊，軍隊數量遠高於日本。
然而，洋務運動的領袖、北洋艦隊的領導者李鴻章卻認為這場仗打不贏。
打不贏的關鍵是沒錢。
海軍這個兵種非常依靠裝備。我的船比你好，我的裝甲比你厚，我的炮比你粗，我跑得比你快，那你打我打不動，跑又跑不了，我基本上就贏九成了。工業革命以後，科技日新月異，武器裝備數年就有一個大變化，海軍軍艦必須不斷更換最新的裝備才能跟得上時代。在清日開戰前，日本海軍剛剛購買了最新式的軍艦和大炮，還有更先進的軍艦在訂製中。而李鴻章的北洋水師6年沒有買新船，甚至連平時的訓練經費都不足，所以李鴻章認為這場仗跟日本打不了，船都不行，這怎麼能贏呢？
可是，為什麼李鴻章的北洋水師沒錢呢？
首先是朝廷真沒錢。
第二次鴉片戰爭後，中國被迫開放了更多的貿易口岸，對外貿易增加，海關關稅也因此大幅度增加。在鎮壓太平天國的運動中，以曾國藩為首的各省督撫開征商業稅，也擴展了清政府的財源，因此在洋務運動的這段時間裏，清政府的經濟情況還算可以，國家收入甚至比過去有所提高。
可是，海關關稅之所以能收上來，是因為有外國貨物進口。外國貨物之所以肯進口，是因為有中國百姓購買。所以海關關稅本質上征收的還是本國百姓的購買力。同樣，商業稅本質上也取自於民，也來自於老百姓的購買力。而洋務運動又治標不治本，並沒有真正提高社會生產力。所以海關關稅和商業稅也就有個增長的極限，並不是能無限支取的。
在洋務運動的這些年裏，朝廷用錢的地方偏偏還特別多。除了蓋工廠、建新軍要花錢外，清廷在南方還和法國開戰，國內新疆地區又出現叛亂，這都需要花費大筆軍費。另外國內還有連年的災害和饑荒。整個國家處處都是漏洞，處處都要錢，光靠那點農業稅和海關稅，給了這邊花，那邊就沒錢，實在難以應付。所以朝廷不是說不想拿錢給北洋水師了，而是應該給多少的問題。你多給了北洋水師一分，別的地方就會少一分呀。
同為曾國藩一係的左宗棠被派去平定新疆，大軍作戰需要錢，就挪走了部分海軍撥款。為此，李鴻章甚至提出放棄新疆，把這筆錢省下來。可是新疆同樣關係到邊疆安定，而且戰勢迫在眉睫。這邊北洋水師已經初具規模，同日本的關係看上去又不那麼緊張，朝廷怎麼可能舍邊疆而就北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