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緒調節的影響因素研究述評
學界聲音
作者：劉啟剛?周立秋?喬明明
摘 要 情緒調節是個體機能的重要方麵，是個體適應與心理健康的關鍵機製，因此有必要係統考察情緒調節的主要影響因素。文章梳理、分析和總結國內外研究者在這一領域的研究結果發現，眾多研究者從性別、年齡、文化、語言技能、家庭環境、人格特征及生理機製等方麵考察了其在情緒調節過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未來的研究應從整合的視野建立情緒調節影響因素的完整係統。
關鍵詞 情緒調節；語言技能；家庭環境；人格
分類號 B842.6
1 引言
情緒是個體整個生命連續發展的核心動力，情緒調節則是人類早期發展的重要方麵，是個體適應與身心健康的關鍵機製。情緒調節是發展心理學、健康心理學和臨床心理學等學科的前沿課題。對於情緒調節的涵義，一般認為情緒調節是個體對具有什麼樣的情緒，情緒什麼時候發生，如何對情緒體驗和表達施加影響的過程（Gross，1998）。對情緒調節的研究一般涉及情緒調節的影響因素和預測效果兩個主要方麵，其中對於情緒調節影響因素的考察尤其得到研究者的重視。
2 情緒調節的主要影響因素
2.1 人口學變量
2.1.1 性別
情緒及其調節的差異一直是研究者考察的重要內容。Garnefski，Teerds和Kraaij（2004）對認知情緒調節策略與抑鬱的性別差異的研究發現，女性比男性更多運用沉思和災難化等消極的情緒調節策略，而這有可能導致加重她們的抑鬱情緒。黃敏兒和郭德俊（2001）的研究則表明：對於正情緒，男生運用較多的情緒調節策略是忽視和抑製，而女生則運用比較多的重視和宣泄；對於負情緒，女生存在較多的宣泄。Gross和John（2003）對認知重評和表達抑製的性別差異研究也發現，男性在表達抑製上得分要顯著高於女性，認知重評上的性別差異則不顯著。對於情緒調節能力的性別差異，沃建中和曹淩雁（2003）的研究發現，雖然在早期（初一和初二）男生的情緒調節能力要顯著高於女生，但到高二時，女生的情緒調節能力便顯著高於男生。
以往的研究說明，個體的情緒調節存在著一定的性別差異。但研究結果還有一些矛盾和混亂的地方，這可能與研究的測量方法、研究群體和文化背景等方麵的差異有關。
2.1.2 年齡
Lazarus（1991）曾指出：“情緒調節是一種智慧，是一種隨年齡增長的智慧。”Gross，Carstensen和Tsai（1997）對不同年齡群體運用情緒調節策略的研究中發現，隨著年齡的增長，年齡大的被試報告較多的情緒控製和較少的情緒表達。Blanchard-Fields，Stein和Watson（2004）考察了年輕人、中年人和老年人群體在處理日常生活中的問題時如何管理他們的情緒，研究發現：與老年人相比，中年人群體采取了更多的攻擊性的情緒調節策略；與中年人相比，老年人則運用了更多的被動的情緒調節策略；在工具性調節策略上則沒有發現年齡差異。由於年齡因素在情緒調節中起著重要作用，Diamond和Aspinwall（2003）認為對情緒調節的研究應當以全程發展的視角來看待其中生理、認知、情感、行為和社會過程的相互作用，建立多維全程發展的情緒調節模型。
對情緒調節的年齡差異，Carstensen，Fung和Charles（2003）的社會情緒選擇理論認為，隨著年齡的增長，個體將學會通過增強積極情緒和減少消極情緒來維持幸福感。與年齡小的個體相比，年齡大的個體采取的情緒調節策略可能更為積極，從而使他們在麵對諸如人際矛盾的時候有較少的憤怒和較弱的敵對行為。
2.2 文化變量
隨著跨文化研究的進行和本土心理學的興起，生活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群體的情緒調節差異逐漸引起了研究者的關注，文化作為一個可能起重要影響的變量逐漸得到研究者的重視。
Gross和John（2003）考察了認知重評和表達抑製對認知、情緒、幸福感和社會行為的影響效果，結果發現在西方的文化背景中，認知重評具有積極的效果，而表達抑製具有消極的效果。但後來，Bulter，Lee和Gross（2007）認為，表達抑製對消極社會後果的影響可能受到文化和價值觀的調節，這一假設得到了研究的證實。他們首先通過問卷調查發現，與持東方價值觀的個體相比，具有西方價值觀的美國人在日常生活中報告了較低的表達抑製水平，同時他們習慣化的表達抑製更多地與自我防禦目標和消極情緒相聯係；接著，他們通過實驗誘發考察了表達抑製對人際互動的影響，結果發現，實驗引起的表達抑製導致具有西方文化背景和持有西方價值觀的個體在麵對麵交往中的人際反應減少，同時伴隨著對同伴的消極感知和敵對行為，但這些消極後果在具有東方文化背景和價值觀的個體中卻有很大下降。
王力、張厚粲、李中權和柳恒超（2007）運用Gross的情緒調節問卷，以1163名大學生為考察對象進行相關研究。結果發現，認知重評對主觀幸福感具有積極的影響，而表達抑製則和主觀幸福感呈現出微弱的負相關，在路徑模型中，表達抑製對主觀幸福感影響沒有顯著的預測效果。
西方是個性主義的社會，其文化崇尚自我和個性的張揚，因此當個體采取表達抑製的情緒調節策略時，便與文化塑造的個性發生矛盾與衝突，從而帶來消極的後果。儒家是東方文化尤其是中華傳統文化的核心內容，幾千年來儒家文化的影響已經滲入到每個中國人的集體無意識中，影響著中國人的心理和行為方式，而儒家文化崇尚“致中和”，表現在實際生活中就是主張克製、忍讓和謙虛。東西方文化上述不同，可能是導致在“表達抑製”這一情緒調節策略的影響效果上出現差異的重要原因。
2.3 語言技能變量
語言技能包括接受和理解別人語言信息的能力與通過語言輸出自我願望和信息的能力兩個主要方麵。Saarni（1999）指出，由於語言是描述、整合與比較情緒體驗的重要途徑，因此對情緒發展具有基礎性的作用。情緒調節的一個重要方麵是情緒表達，而語言技能的高低是影響情緒表達的重要因素，語言技能的發展水平影響著正常情緒調節社會化的完成。
關於語言技能對情緒調節影響的研究主要是關注可能出現語言技能發展問題的兒童階段。以往的研究已經證實較差的語言發展水平會帶來各種內化和外化精神問題，現在有研究則發現情緒調節在其中起著中介作用。也就是說，較差的語言技能水平導致他們無法運用一些適應性的情緒調節策略，從而引發了相應的情緒和行為問題。Stansbury和Zimmermann（1999）將78對母子（孩子是學齡前兒童）置於溫和的挫折情景中，考察母親如何應對孩子的消極情緒。結果發現，與具有較高語言技能水平的母親相比，較低語言水平的母親無法為兒童提供複雜的情緒調節策略；具有較低語言技能的兒童較多地采取身體性的自我安撫的情緒調節策略，而這與一係列行為問題呈現顯著的正相關。對於兒童而言，由於其較低的語言技能水平，他們不能采取有效的情緒調節策略，同時較低的語言技能水平也導致他們無法理解父母傳授給他們的情緒調節策略。
臨床研究也發現，有語言損害的兒童更有可能存在情緒調節困難。Fujiki，Brinton和Clarke（2002）對有特定語言損害（specific language impairment，SLI）的兒童與正常兒童的情緒調節進行比較，教師評定的結果表明正常兒童情緒調節能力的得分要顯著高於患SLI的兒童。Fujiki等人同時也指出，情緒調節和語言技能可能存在一種相互影響的關係，也就是說情緒調節同樣會影響語言技能的發展。
2.4 家庭環境變量
家庭環境對個體尤其是兒童和青少年的心理發展具有較強的影響作用：一方麵，家庭環境是兒童和青少年成長和學習活動的重要場所，其中各種因素的相互作用對於兒童和青少年的心理成長具有重要影響；另一方麵，兒童和青少年處於邁向心理成熟的重要階段，其心理與行為具有較強的可塑性，家庭環境的質量與氛圍將對其心理發展和完善具有重要影響作用。
情緒調節作為心理成長的一個重要方麵同樣受到家庭環境的影響。Morris，Silk和Steinberg（2007）曾專門提出了家庭對兒童情緒調節與調整的三維假設模型，並以此模型為基礎說明家庭環境對兒童情緒調節發展及調整的影響作用。可以看出，Morris等人認為家庭環境中的觀察學習、教養方式和家庭情緒氛圍在不同程度上對兒童的情緒調節和調整產生影響，而這種影響過程同時受到父母特征和兒童特征的調節。該假設模型的提出對於全麵考察家庭環境對兒童及青少年情緒調節的影響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
2.4.1 父母教養方式
教養方式是指父母對待孩子成長過程中的態度和行為。不同的教養方式對兒童的情緒和社會發展產生不同的影響，父母甚至可以通過對孩子的教養直接傳授給他們應對消極情緒的具體策略。一些教養方式，諸如接受、支持和情感支持，被認為和兒童的情緒調節發展有密切聯係。有研究發現，四年級和五年級的兒童報告的父母接受與積極進取和尋求幫助的情緒調節策略有密切聯係。一項對9～10年級兒童的研究發現，父母的支持程度越高，兒童擁有情緒調節策略的接觸途徑越多，其運用的情緒調節策略也被認為更適宜（Hardy & Power，1993）。父母的情感支持水平和兒童消極情緒的反應水平呈顯著負相關，而這可以推論是由於情緒調節策略發揮作用的緣故。另外一些教養方式，諸如敵對、心理控製、消極控製和缺乏關心，被認為和兒童較低的情緒調節水平存在著密切聯係。Calkins，Smith和Gill（1998）通過一項可觀測的情緒誘發任務的研究發現，父母消極的教養方式，如責罵、發怒和身體控製與較差的情緒調節水平存在密切聯係。Morris等（2007）的研究也發現，父母的敵對和父母報告兒童較低的情緒調節水平聯係密切。
2.4.2 婚姻衝突
家庭關係的一個重要方麵是婚姻關係或者說是夫妻關係，夫妻衝突的發生頻率及處理方式是影響兒童成長的一個重要的背景變量。兒童能通過觀察學習接受適應或非適應性的方式來處理和情緒有關的衝突。Shaw，Keenan和Vondra（1997）的研究表明，父母衝突和兒童的內化精神問題具有較高的相關，而父母衝突增強了兒童體驗到消極情緒的強度，這暗示兒童的情緒調節困難易受到婚姻衝突的消極影響。Volling，McElwain和Notaro（2002）研究發現，積極的婚姻關係和孩子對母親與其他孩子的互動引起的嫉妒情緒的調節能力有密切關係。Schulz，Waldinger和Hauser（2005）的研究則發現，那些善於調節自己情緒的青少年生長在敵對行為較少和互動更積極的婚姻關係中。由此可見，婚姻關係的質量與夫妻衝突作為兒童在家庭成長中的重要環境變量對兒童的情緒調節具有重要影響，是研究者考察情緒調節與家庭係統關係時需要注意的重要方麵，有助於全麵理解和把握兒童情緒調節的影響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