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人也是知道我父親和祖父一個是秀才，一個舉人，算是世代的士紳家族了，在當地也是比較有名氣的，每年到交稅的時候，我家至少會多出三四萬畝土地來，而且這種事情也不是地主的專利，普通百姓也有很多會想辦法把他們的土地掛在當地秀才的名下。”
說道這裏，王永民的臉上也略帶尷尬，不過雖然把他的老子和老爺子都給供出來了，但王永民可沒有要大義滅親的意思。
當然就是他想還得方雲同意，因為那也是他的父親還是方雲的舅舅，而且他們家還在青州府，隔著登州府幾百裏地了，就算兩個要大義滅親，現在也沒有那個能力，所以王永民舉這個例子主要還是為了提醒要重視偷稅漏稅的問題。
對王永民所說自己舅舅在幫著別人偷稅漏稅，方雲並不奇怪，更不會因此去針對他舅舅。因為這不是個別現象，而是明朝社會一種弊習，大家都在這麼，王家要是不這麼幹，反而顯得特立獨行。
不過偷稅漏稅的確是個大問題，雖說普通老百姓也有逃稅者，但是方雲知道，普通老百姓逃稅者並不多，並不是老百姓老實不願意逃稅，而是他們身份和地位讓他們很難攀上可以免稅的士紳。
所以逃稅者多為富戶，而這些人即便被捉了，他們還捐納官身以此免除縣官的體罰與拘捕。州縣官也無權處置，隻好將這類事情向上一級政府報告。但這樣的事例上報太多，除了顯示州縣官自己的無能以外，不會有什麼效果。
處罰這種現象比較有效的辦法，就是沒收拖欠者的家產，以儆效尤。在西方，通常都是采取這種辦法，但是在中國傳統仁治的觀念支配下，明朝政府這種辦法很少采納。
這一點，似乎正好說明，一向被人批評為專製沒有人權的古代中國，至少明朝時，對個人私有財產的尊重程度，其實還遠在西方之上。不過這種尊重卻是對大明政府百害而無一利。
而且這些拖欠者都很狡猾，他們一般也交納部分稅收，並不全額拖欠，同時許諾以後會補交餘額。
對於賦稅拖欠，會在一段時間內進行追征，但是拖欠兩三年以後，就不能再指望拖欠者們補交欠稅了。對於逃賦者，拋開人道主義考慮，鞭打、關押他們，是很少有用的。
這些累積起來的欠稅，就成為最新賦稅征收中的一個巨大障礙，所以隻能皇帝下赦令免除之未交的稅。
這種事情在明代後期是很常見的。皇帝可能下令蠲免某年以前的未交的稅，這可能由於地方官的申請，而適用於某個特定的地區，也可能適用於整個大明帝國。
而所有這些措施，其實都鼓勵了不交稅行為。守法者按時納稅，後來卻發現這些賦稅被蠲免，但交上去的賦稅既不能退還，下一次納稅他們還是的一分不少地交，自然而然也就跟著逃稅了。
另一方麵，納稅人總是希望皇帝慷慨，能夠免除未交的賦稅，所以故意拖欠不交。在這種情況下，逋賦行為就蔓延開來。某地曾上報說，當地一些納稅人共同請人代杖，不肯納糧。
這也是為什麼明明人口和耕地麵積越來越多，但是朝廷的賦稅反而越來越少的原因，古代王朝發展的趨勢就是越到後麵，政府就越腐敗，貪官汙吏也越多，自然就給這些偷稅漏稅的大戶富戶提供了更多的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