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米在北方的價格在普遍達到了一兩銀子一石，在京城更高，二兩一石都很少見，粟米在登萊也要五錢銀子一石，如果賣到糧食緊缺的東江鎮，更是接近一兩銀子一石
這麼大的糧價差異，對南北雙方的農民來說，傷害無疑是巨大的。
自從張居正的一鞭法實行之後，朝廷稅收都是折銀方式收取，也就說朝廷直接收錢的，這比以物易物的交易方式無疑是要先進了很多，但是前提是政府要有很強的管控能力。
可惜自張居正死了之後，大明就再也沒有出現過治世之能臣了，一鞭法成為了狡詐之徒用來牟利的手段之一。
每當到了繳納賦稅之時，糧食商人就利用手中龐大的資產開始操縱市場打壓糧價，使得糧價遠低於正常水平。
而被糧食商人買通了官員為了配合商人，催逼著老百姓盡快交稅，農民沒辦法，隻能低價賤賣糧食，換成白銀交稅，於是每年納稅期糧食價格都會瘋狂的下降。
如萬曆四年(1576)，山東汶上縣稅收時，小麥價格從原來的每石五錢兩分銀子銀下降到三錢，而大麥由每石四錢兩白銀下降到了二錢五分銀子。
交稅期一過，還要經過幾個月的消耗期，等農民自家的糧食吃的差不多了，世麵糧價就開始迅速上漲，老百姓為了活下去，也不得不購買這些高價的糧食，這也是為什麼種田的人反而吃不起糧食的原因。
北方的老百姓就更慘了，北方的糧食產量本來就低，對糧食的需求量更大，每年都需要從南方運來大量的糧食，才能緩解北方的糧食危機。
由於南北糧價差距巨大，他們買一石糧食最多能的三錢銀子，買一石糧食卻要花七八錢的銀子，日子當然是越過越困難了。
而且受損的不僅是農民，還有朝廷。
按照每石糧食在北方九錢銀子、在南方三錢銀子計算，在南方，一個農民交納一百石的糧食稅收，折合成銀子是三十兩白銀。
而這三十兩銀子送到明代北京中央政府那裏去的時候，實際上隻能購買三十三石左右的糧食，中間將近損失了百分之七十。
損失的利益大部分都被商人獲取了，而商人需要承擔商業稅卻少的可憐，而且還經常逃稅。
當然商人也不笨，知道吃獨食是要不得地，為了維持自己的利益，開始大力支持讀書人，讀書人有了大商人支持，經濟上沒有問題了，還能經常進出各大花舫，在各種煙花之地留下自己的大名。
名氣大了之後，又能入朝為官，讀書人大都數講究知恩圖報啊，‘士為知己者死’可是被他們奉為經典。
他們能夠活的那麼瀟灑，可離不開背後那些大商人的支持，於是他們開始在朝堂為商人發聲，爭奪利益。
至於農民百姓的悲慘生活，對不起，讀書人統統看不見，再說這都是朝廷和聖上昏庸無能所致，和他們這些滿腹經綸的儒生有什麼關係。
朝廷沒錢，皇帝又鬥不過手下的那幫能夠引經據典來批判自己的文官儒匠們，也就沒辦法從商人手中得到錢。
可是朝廷沒有錢不行啊，全國有那麼的軍隊要養，還有十幾萬體製內工作人員的工資要發，各地的天災人禍都需要銀子賑濟，所以到最後隻能繼續剝削老百姓了。
而被逼的沒有了活路的老百姓，也不會坐在家裏等死，最後他們隻能拿起鋤頭，走上造反的道路了，後金最後能夠奪取大明的天下，不過是恰逢其會擺了。
與其說明朝是亡於後金之後，還不如說是被亡於官商勾結的利益集團之手。隻不過那些人把大明挖到了之後，也沒有得到好下場，絕大多數人都遭到後金的血腥清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