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瑟夫·格雷夫斯覺得這部劇是音樂劇中最好的作品，七幕人生的第一部戲一定要做這個。但是《我，堂吉訶德》英文版從未在中國推出，知名度沒有那麼高。楊嘉敏一開始有一些顧慮，約瑟夫·格雷夫斯叫她先看劇本再作決定。拿到劇本後，楊嘉敏連夜看完，眼中滿是淚水，覺得這確實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好作品，在故事情節上甚至比《歌劇魅影》更能打動人。
決定做這個劇之後，他們去購買版權，整個過程一波三折正如一出戲。因為中國的版權意識太薄弱，在國際版權公司看來口碑太差，不予理會。最後楊嘉敏他們輾轉找到作曲家的經紀人，多次溝通說明中國的音樂劇出於起步階段，有著很大的市場需求……終於打動了該經紀人，幫忙聯係到該劇的作曲家、也是版權所有人。八十多歲高齡的作曲家並不在乎這個劇能賣多少錢，更在乎什麼人能把這個劇很負責任地帶給中國觀眾，最終被楊嘉敏的誠意打動，授予了版權。
本土化不止是翻譯
在做《我，堂吉訶德》期間，七幕人生的團隊成員隻有楊嘉敏、導演約瑟夫和負責製作工作的周吉。第一輪演出後，新成員陸續進入楊嘉敏的創業團隊，他們來自各行各業，有做翻譯的，有做媒體的，有做藝術普及課程的，都是被《我，堂吉訶德》吸引來的。楊嘉敏說：“現在團隊的好幾個成員之前是媒體合作方，看完音樂劇後加入了我們團隊，這是特別神奇的事情。”
這是一個年輕而特別的團隊，每個人的身上都透著堂吉訶德的那股勁兒。第一輪演出期間，楊嘉敏跟著大夥兒拿著宣傳單在劇場和商場門口分發，“我們團隊的成員都很年輕，很多剛大學畢業，但能獨當一麵，主觀能動性強，能自覺把自己負責的工作做深做透。”
音樂劇在國內的確算是一個全新的、不太廣為人知的藝術形式。在每部戲的排練期間，在公司內部爭論最多的是關於劇本本土化的程度。比如說《Q大道》是不是要把紐約街道變成上海街道，最終的決定是徹底本土化，台詞中甚至出現了上海話。另外一個挑戰就是有好幾點一開始都不知該怎麼本土化，比如英文版本中的“人人都有種族歧視”，這在中國是完全沒有的，後來想到唯一可以對等的就是地域歧視，所以變成了“人人都有偏見”。
“一開始翻譯過來的劇本大概就是一個50分鍾的內容，然後我們一遍一遍地去打磨，去找相對應的本土化的點。”演員也做了很大貢獻，比如本來角色中毛毛妹的一句台詞是“今晚我改作文，是幼兒園小朋友的作文”，一次因為口誤，說成了“幼兒園小朋友的論文”，引起了觀眾大笑。後來他們就保留了這個“口誤”。
楊嘉敏說，《Q大道》這部戲之所以受到年輕人的歡迎，是因為它反映了大都市年輕人的“青年危機”，講的是一群租房聚居在一起的年輕人接觸了多元的社會問題，但依然在逆境中擁抱彼此，不放棄夢想，“這部戲毫無粉飾地勾畫出了年輕人的真實世界。”
想要把音樂劇做成一個像電影那樣的大眾市場，那就必須降低票價。日本四季集團的定價策略是大學畢業生平均工資的1/20。“所以我們的策略就是長檔期、低票價。我們兩個劇的價格都在200?300元之間，其實就是1/20的標準。”楊嘉敏說，文化產品消費不是必需品，這個過程中有任何一個環節讓他們感覺很費勁，就會放棄消費。除了價格，購票是不是足夠便捷，演出場地的交通是不是便利，也都是需要考慮的問題。在購票環節上，除了和格瓦拉合作，七幕人生還開通了自己的訂票熱線。雖然隻運作了《我，堂吉訶德》和《Q大道》兩部劇，楊嘉敏已經慢慢摸索出了一些門道，比如她發現《我，堂吉訶德》更多的觀眾是來自豆瓣，《Q大道》雖然和豆瓣仍有合作，但更多的觀眾來自格瓦拉。“我們每天都會做評估，然後強化某個營銷渠道或者手段。”
楊嘉敏說：“我的希望是做中國本土的日本‘四季劇團’，希望在中國一些大的主要的文化消費城市都有七幕人生的專屬劇場，能夠讓中國人像日本、韓國一樣，同步欣賞到國外最好最優秀的音樂劇作品。” 她說，日本四季劇團真正的成功在於，讓藝術家在社會上僅僅依靠他們的藝術才華很有尊嚴地活著，而這也是自己追求的目標。
（編輯·麻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