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以萬科集團全程參與的北京市某中學搬遷項目為例，講述了功能外遷的難處。北京市用了三年時間，要把某重點中學從西城區移到房山區，挪動距離約20公裏，“但到今天還有17個問題沒解決，學校隻能帶著各種不完備開學”。
“學校希望在房山辦成總校，由校長當法人，老百姓也這麼呼籲，但辦到今天還是變成了一個分校，因為涉及編製的問題，誰出錢的問題，哪個領導都講得非常有道理。”毛大慶說。
其三，涉遷人員動力不足。
受訪醫衛行業人士稱，在北京周邊新建醫院並不難，難的是怎麼把好的醫生遷移過去。中國醫師協會養生專業委員會常務副主任鄭誌堅坦言，“從我們一線醫生來說，你給我一個搞專業的良好環境，我肯定願意去。但是我去又麵臨一個問題，孩子上學怎麼辦？這個問題解決不了，我肯定不去。”
有高校教師表示，現在京冀公共服務水平相差甚遠，軌道交通也談不上一體化，“來回折騰上課不現實，舉家遷往河北，那我北京市戶口怎麼辦，孩子上學怎麼辦，老婆工作怎麼辦，父母就醫怎麼辦？”
此外有國外先例也表明，依靠行政力量搬遷成效並不明顯。據國土資源部副部長胡存智介紹，目前世界上已經有不少國家做過首都搬遷規劃，比如韓國政府專設有首都搬遷工作部，指揮政府所屬機構搬遷到指定區域，但實踐成效不足，原因是配套環境跟不上，靠行政手段指揮不動搬遷。
疏解三原則
對於向津冀地區疏解首都非核心功能，部分醫療、教育和行政部門有關人士期待，疏解工作要立足現實情況，遵循市場規律。他們提出三條原則建議：其一，政府引導、市場主導。有關人士認為，推動京津冀協同發展，中央政府宜先明確京津冀三地經濟社會多領域錯位發展的具體定位，製定地區人口、產業、功能發展規劃，繼而明確醫療、教育資源疏解方向。
除了明確定位、製定規劃，在實施過程中，政府應該起到引導作用，讓市場機製發揮主導作用。具體操作是，政府依靠行政力量，消除體製壁壘，完善交通狀況，改善公共服務，從而影響市場主體行為，使得人口、產業等經過市場選擇，也符合京津冀協同發展的戰略要求。
其二，存量優化、增量疏解。據職能部門介紹，目前北京市“看病難”、“就學難”等社會問題依然突出，相比仍在增長的人口數量，首都醫療、教育資源凸顯不足，大量醫療機構、大中小學仍在謀求擴建、新建，帶來了醫療和教育機構的可觀增量。
方來英、呂斌等認為，目前針對存量遷移麵臨困難重重，成本大、效率低，且觸動多個方麵利益，建議從增量入手，提出兼具約束力和可操作性的行政指令。呂斌稱，可以提出原則上首都教育和醫療機構數量隻減不增。在存量方麵，建議利用市場機製進行調節，通過改善周邊地區環境，引導疏解工作。
其三，政策協同，互聯互通。受訪者表示，戶籍、就業、就醫、教育、社會保障等製度設計，是社會認定京津冀一體化程度的重要參考指標，也是左右首都功能疏解效率的關鍵因素。
因此，在功能疏解、產業轉移過程中，中央有關部委以及京津冀三地宜加強協同，立足疏解“以人為本”，促進相關製度設計互聯互通，以“同城化”實現人口和產業分散在更大區域。（文/《瞭望》新聞周刊記者方問禹 張濤 張舵 趙仁偉 詹奕嘉 徐嶽 王玉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