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衛報書評
http://www.theguardian.com/books/2013/jun/26/karl-marx-nineteenth-century-life-review#start-of-comments
1856年，妻子燕妮從倫敦回特裏爾老家省親，卡爾·馬克思在寫給她的信中說道，“巨大的激情，由於它的客體彼此接近，會被包裹在日常的小習慣中，而通過距離的魔法效果，它又長大並再次回到自然大小。你一遠離我，我對你的愛……大到無法言說。這種愛，不是費爾巴哈那種生物學意義的人的愛，不是摩萊肖特的代謝理論的愛，不是無產階級的愛，而是被愛之人的愛，也就是你的愛，讓這個男人再次變成男人。”
典型的馬克思性格：集浪漫主義、個人魅力、博學多聞於一身，而且能立刻把工人革命與對妻子的疼愛結合在一起。但他也有不坦白的地方，就在妻子不在家的時候，馬克思讓家裏的女仆，琳蘅·德穆特，懷上了孩子。作者喬納森·史博伯用長達600頁的傳記作品描述了一個個性複雜、滿腹經綸的“摩爾”（馬克思的外號），文字是極其嚴謹的。
與弗朗西斯·惠恩（Francis Wheen）筆下那個惡棍、強盜般的下三濫寫手不同，史博伯的研究是以思想曆史為核心的。而且這種研究是反民粹式的，別出心裁。按照史博伯的說法，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的批判，對現代社會來說，其應用價值極其有限，甚至在這種批判首次出版麵世時，就已經和當時的世界脫節了。即使是到了19世紀60年代，馬克思仍陷在一個由羅伯斯庇爾、黑格爾、亞當·斯密以及珍妮紡紗機組成的年代裏。用史博伯的話來說，“隻有將馬克思看成是個後顧型的人物，對他的理解才更有實際意義。他思考的是十九世紀上半葉的情況，並將其投射至未來；而沒有去擔任一個準確預知曆史趨勢的先知。”
“一個十九世紀的人”，這是這部傳記的基調。之前寫過1848年大革命期間萊茵蘭地區情況的史博伯，成功地將青年馬克思放在了特裏爾的資產階級社會中，那時這個社會曾先後由拿破侖和普魯士統治。書中的每一部分都對人們通常概念下的馬克思進行了新的解讀——他與自己敬愛的父親亨利希之間的關係；這個家庭的猶太教傳統；相對貧窮的燕妮的家庭。而且，最重要的，馬克思一生中最厭惡的“等級社會”的起源，也就是由貴族、官僚、以及軍官構成的、專製製度與威權統治下的、革命前的德意誌王朝。
史博伯弱化了青年黑格爾派成員路德維希·費爾巴哈（Ludwig Feuerbach ）給馬克思對異化的理解帶來的影響，強化了此前被忽視的愛德華·甘斯、布魯諾·鮑威爾的作用。通過強調馬克思在柏林和巴黎的學習與生活時光，他把馬克思的共產主義表述為對工業革命生產力大增長的自然回應。
令人吃驚的當屬作品提供的馬克思科隆生活的新描述，那時馬克思在編輯一家自由派報紙。在史博伯看來，這段經曆不是馬克思出於財務原因不得不浪費的時光，而是他用來拚命支持萊茵蘭資產階級自由放任主義的、多元論的政治形態的日子。“這套商業自由的製度加快了社會革命進程。先生們，我支持自由貿易，完全是從這種革命的角度出發。”這解釋了馬克思與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開始，為何會稱讚資產階級——打破舊習的商人讓市場轉型，並摧毀了舊的“等級社會”。
史博伯對《共產黨宣言》的認識與傳統的劍橋政治思路非常類似。他將對應曆史背景的批判延伸到了馬克思在《巴黎手稿》中嚐試說明的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同樣被史博伯用來參考的還有《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裏的曆史資料。
然而，馬克思的這些作品並未顯出他有多麼的唯物主義。“我母親說得太對了！‘要是卡爾沒寫《資本論》，而是做了些別的就好了！’”，這番話可能是馬克思最喜歡的警句之一了，但讓人絕望的貧窮真的就是這樣緊追著他與燕妮不放。史博伯小心翼翼地用資料證明，“錢這狗東西”對馬克思的生活產生了多大困擾——奪走了他的兒子埃德加，扭曲了他與母親的關係，後者明智地回絕了馬克思對父親亨利希財產的繼承。貧窮打碎了馬克思對男性品格那種維多利亞式的理解，讓他陷入了倫敦那種流亡者政治的漩渦中，甚至塑造了他哲學上憤怒的一麵——在1848年革命後，個人的絕望境遇讓他采取了更加激進的革命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