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樂大典》足千秋
書屋講壇
作者：關永禮
一
《永樂大典》是一部大型類書，彙集了明永樂年間之前的圖書七八千種。早在明太祖朱元璋洪武年間就有修纂一部新類書之議，因故未能施行。朱元璋的四子朱棣以“清君側”為名，發動“靖難之變”，奪得其侄建文帝朱允炆的帝位，改元永樂。為彰顯文治聿興，籠絡人心，消彌朝野私議，永樂元年（1403），心患世譏慚德的明成祖朱棣下令解縉等人編纂一部大型類書，“凡書契以來經史子集百家之書，至於天文地誌陰陽醫卜僧道技藝之言，修輯一書，毋厭浩繁”。解縉等人奉命編纂，次年編成進呈，賜名《文獻大成》。朱棣覽後，未饜其心意，認為“所纂尚多未備”，於永樂三年（1405）敕命姚廣孝、解縉等人重修，勞三千之眾，綿曆四載，參照元人陰幼遇《韻府群玉》、錢諷《回溪史韻》體例，以《洪武正韻》為綱，“用韻以統字，用字以係事”，將自古以來書籍整段整篇，甚至整部一字不易地全部抄錄，“直取全文，未嚐擅減片語”，保存了古書的原貌，輯錄了上起周秦下迄明初的典籍，許多不見存於後世的佚文秘典賴此得以流傳。永樂五年（1407）進呈，朱棣甚為滿意，撰序雲“上自古初，迄於當世，旁搜博采，彙聚群分，著為奧典”，賜名《永樂大典》。次年全書抄成，共二萬二千八百七十七卷，凡例和目錄六十卷，分裝一萬一千零九十五冊，凡三點七億字，堪稱宏篇巨帙，曠世大典。
《永樂大典》修成，清抄的正本藏於南京文淵閣東閣的下閣。永樂十九年（1421）遷都北京，《永樂大典》正本移置京城，暫存左順門北廊。正統六年（1441），移入文樓，深藏中秘，緘縢扃鐍，外廷無從得見。嘉靖三十六年（1557），皇宮突遭回祿，大內午門、奉天門及三殿火勢連綿，文樓地近三殿，情勢危急，對《永樂大典》鍾愛殊深的世宗朱厚熜一夜連下四道禁令，親自督責命人從文樓中搶運出《永樂大典》。嘉靖四十一年（1562），世宗朱厚熜擔心《永樂大典》孤本易損，下令重謄《永樂大典》副本一部，貯於他所，“兩處收藏，以備不虞”。至隆慶元年（1567），六曆寒暑，重錄竣功，其內容、格式、裝幀與正本一般無二，令人歎為觀止。副本《永樂大典》歸藏於嘉靖十三年（1534）建成的皇史宬內。《永樂大典》修成後，臣僚曾有鏤版鋟梓之議，因工費浩繁而未果，終成虛願，成為“藏而不流”的皇家秘貯。至明亡，《永樂大典》正本不知所蹤，杳如黃鶴，成為一大謎案，由於有關正本歸貯的記載隱晦難明，引起後人種種推測，以至有毀於明末清初南京、世宗殉葬於永陵、藏於皇史宬夾牆內、焚於明清易代之際、毀於清朝乾清宮大火等諸說，眾喙紛紜，至今尚難定讞。《永樂大典》副本清初移置翰林院，其後屢經館臣監守自盜和兵燹火厄，加上外國人劫掠，至今僅存四百冊左右，星散於十餘個國家和地區的三十多個公私收藏家手中，成為珍貴的曆史遺存，難以求覓的稀世之寶。
二
《永樂大典》保存了我國十四世紀以前的典籍文獻，其中多宋元及明初之書，極具版本價值，且多後世佚文秘典，可見《永樂大典》對保存佚書的獨一無二之功，因此有“遺書淵藪”之稱。明萬曆年間，重修《文淵閣書目》，《永樂大典》所收之書已“十不存一”。清康熙年間，徐乾學修《一統誌》時，更是“寥寥無幾”。
早在明隆慶年間，高拱、張四維等人參與重抄《永樂大典》，張四維就從中輯出《名公書判清明集》和《折獄龜鑒》。《名公書判清明集》輯宋、元人之案牘判語，分類編次，有南宋刻本（殘本）和明隆慶三年（1569）盛時選藍印本傳世。《折獄龜鑒》，南宋鄭克編撰的案例故事集，因五代和凝父子《疑獄集》未盡詳備，遂采摭正史、傳記、墓誌、筆記中有關偵查破案、司法鑒定、辯誣雪寃、審斷疑獄等案例，補苴遺缺，分載於二十門類，如龜決疑，如鑒燭物，書名意謂此書是判案決疑的一麵鏡子，有明輯本、《四庫》大典本《折獄龜鑒》傳世。
早在明代，《永樂大典》修成後就有散失，據汪康年《雅言錄》，翰林院編修楊慎有竊書行為。另據張岱《陶庵夢憶》、《石匱書》，其祖孫曾在執掌禁中書庫的胡氏家中親見私竊攜歸的《永樂大典》正本二三十冊。入清以後，《永樂大典》副本散失十分之一，有識之士始有從《永樂大典》中輯佚書墜簡之議。康熙三十二年（1693）以前，徐乾學首倡其說，有校輯其書之意而未能實行。康熙五十年（1711），查慎行等人奉敕撰《佩文韻府》，擬奏請翻閱《永樂大典》，因卷帙繁穰，恐致損汙而其事遂寢。雍正年間，開三禮書局，《永樂大典》從皇史宬移入翰林院，李紱、全祖望得窺其書，從中輯得佚書十四種，惜今皆不傳。全氏是注重從《永樂大典》中輯佚方誌的第一人，後世學者踵武者頗多。
乾隆三十七年（1772），修纂《四庫全書》，下詔征求遺書，“古今來著作之手無慮數千百家，或逸在名山，未登柱史，正宜及時采集，彙送京師，以彰稽古右文之盛”。由此廣開獻書之路，發中秘之藏，延攬群儒，妙選通才，彙萃都下，邵晉涵、周永年、餘集、戴震、楊昌霖被薦入館，時人美稱其為“五征君”。安徽學政朱筠奏呈《謹陳管見開館校書摺子》，論搜求遺書，條奏《永樂大典》內多古書，請開局從中輯佚，各自為書。於敏中力讚其說。次年，詔設《四庫全書》館，由此興起館臣從《永樂大典》中輯佚書的高潮，眾多古本、善本沉晦千百年者，至此重見天光，複存於世，先後簽出一千一百三十五種佚書，後經散佚，收入《四庫全書》者三百八十八種，存目一百二十八種。其中對鬱堙沉晦數百年的《舊五代史》的輯佚尤為世重。
《舊五代史》為邵晉涵輯佚。邵晉涵（1734—1796），字與桐，一字二雲，自號南江，浙江餘姚人。乾隆三十六年（1771）中進士，經劉統勳薦入翰林，入館監修四庫書。他與戴震各以史學、經學享名當時。他從《永樂大典》中輯出佚書多部，以《舊五代史》最為著名。《舊五代史》又名《五代書》、《梁唐晉漢周書》，北宋初年由宰臣薛居正領銜監修。其後八十年左右，歐陽修私撰了一部《五代史記》，為區別二書，稱前者為《舊五代史》或“薛史”，後者為《新五代史》或“歐史”。《舊五代史》取材梁、唐、晉、漢、周五代實錄，又以範質《五代通錄》為藍本，曆時十八個月修成。歐陽修不滿《舊五代史》文筆平淡卑弱，敘事冗雜，遂自撰《新五代史》，取材除《舊五代史》以外，還有宋人關於五代十國的史料雜著，且用筆記、小說的材料，“法嚴詞約，多取《春秋》遺旨”。歐陽修以一代文宗，筆致紆徐婉轉，有峰回路轉、風行雲展之妙，文筆雖簡，但敘事過於疏略。北宋時，“薛史”、“歐史”二書並行。南宋後期，“薛史”流行漸衰。鑒於南宋獨行“歐史”，金章宗泰和七年（1207）下詔：“新定學令內削去薛居正《五代史》，止用歐陽修所撰”。“薛史”由此漸湮不傳，元、明以來罕有援引其書者。幸有明內府本存世，見《文淵閣書目》，得以抄入《永樂大典》。清初黃宗羲二老閣尚藏有其書，黃氏身後火災，所收入之書失去大半，所藏《舊五代史》渺不可得。至乾隆時，此書已佚。邵晉涵從《永樂大典》各韻中所引“薛史”，甄錄排纂，會粹編次，得十之八九，又旁采《冊府元龜》、《太平禦覽》、《資治通鑒》、《通鑒注》、《新唐書》、《舊唐書》、《通鑒考異》、《五代會要》、《契丹國誌》、《北夢瑣言》、《太平廣記》、《玉海》、《職官分紀》、《夢溪筆談》、《錦繡萬花穀》、《記纂淵海》、《青緗雜記》等數十種書籍，裒然成編，共一百五十卷，使《舊五代史》晦而複彰，散而複聚。又把陶嶽《五代史補》、王禹偁《五代史闕文》等部分內容，按裴鬆之注《三國誌》之例，分附於《薛史》相關文字之後，並把館臣整理此書所作的考辨、校勘按語附於正文之後，有禆研讀。乾隆四十年（1775），《舊五代史》進呈，《進舊五代史表》中稱“有薛史以綜事跡之備，有歐史以昭筆削之功，相輔而行，偏廢不可”，奏請“刊諸秘殿，頒在學官”。乾隆四十九年（1784）刊印殿本，成為正史“二十四史”之一，乾隆特撰禦製詩《題〈舊五代史〉八韻》：“上承唐室下開宋，五代興衰紀欲詳。舊史原監薛居正，新書重撰吉歐陽。泰和獨用滋侵佚，永樂分收究來彰。四庫蒐羅今製創，群儒排纂故編償。殘縑斷簡研摩細，合璧聯珠體裁良。遂使已湮得再顯，果然紹遠藉搜旁。”
《舊五代史》殿本刊刻傳世後，又有翻刻殿本的湖北官書局刻本、五洲同文局石印本、新會陳氏刻本等傳世。以《四庫全書》稿本為底本的有民國十年（1921）豐城熊氏影印南昌彭氏藏本。以四庫館臣原輯本為底本的有民國十四年（1925）吳興劉氏嘉業堂刻甬東盧氏藏本。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商務印書館刊印《百衲本二十四史》，曾重金懸購，終未得到傳聞中存世的金代刊本，《舊五代史》即以劉氏本影印。後世對《舊五代史》的輯補增益工作從未中輟。陳垣先生治五代史多年，於1937年和1963年分別發表《〈舊五代史〉輯本發覆》、《〈舊五代史〉輯本引書卷數多誤例》，他根據《冊府元龜》及傳世《永樂大典》所引“薛史”原文一百九十四條比勘輯本，揭出館臣出於避忌，有意刪改“薛史”原文，歸結列出十類：忌虜，凡“虜”字必改為“敵”或“契丹”；忌戎，“戎王”改為“契丹”或“契丹主”；忌胡，忌夷狄，忌犬戎，忌蕃忌酋，忌偽忌賊，忌犯闕，忌漢，忌雜。凡有所忌，或改或刪，主要在於防止和泯滅漢民族的民族思想。證以“故老相傳，殿本薛史，曾經改竄”，空穴來風，其來有自。考察殿本《舊五代史》將《永樂大典》、《冊府元龜》等書卷數盡行刪去的做法，原因在於所注引書卷數多誤，《四庫全書》成書期限迫近，難以複檢，索性刪去，可見當日館臣的粗疏。孫楷第在《評〈舊五代史〉輯本發覆附薛史輯本避諱例》中高度評價陳氏：“其書開示義門，為吾國近年來最重要之史學撰著。”高步瀛在《陳援庵先生六十壽序》中盛讚陳垣先生校勘《舊五代史》的功績“稽其同異，綴其闕殘”，堪為治史模楷。陳垣先生最早提出對輯本進行校訂，最終未能遂願。2005年，複旦大學出版陳尚君著《〈舊五代史〉新輯會證》，對新輯佚文重加編排，在最大程度上恢複“薛史”原貌。附存五代實錄、會校諸本，附注於《舊五代史》相應文字之下，頗有文獻價值。此外，胡文楷撰有《薛史〈王仁裕傳〉輯補》、張升《〈舊五代史〉輯補》等均對《舊五代史》輯本有所補輯。陳智超《論重新整理〈舊五代史〉輯本的必要與可能》剖析館臣輯本得失，提出重新整理《舊五代史》的看法。陶懋炳、郭武雄、王賡武等人均對《舊五代史》輯本有考析、證補之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