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篳路藍縷 玉汝於成”
學術活動成果評價
作者：丁同俊
2013年10月25日—27日，首屆中國音樂圖像學國際學術研討會在杭州師範大學音樂學院隆重舉行。此次會議由中國音樂史學會、杭州師範大學浙江省高校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藝術學理論”和杭州師範大學音樂學院主辦，杭州師範大學藝術學研究中心承辦，中國音樂學院音樂學係、東南大學藝術學院、華僑大學藝術學研究所以及《藝術百家》雜誌社等單位協辦。在開幕式上，杭州師範大學音樂學院院長楊九華教授代表杜衛校長致歡迎辭，中國音樂史學會會長戴家枋教授、東亞音樂考古學會會長王子初教授分別致辭，會議執行主席李榮有教授向大會報告了會議籌備情況。此次參會的代表，有來自美國、瑞士等國家以及中國台灣省和中國大陸內地藝術學、文化學界的專家學者60餘名，大會宣讀專題論文40餘篇，議題主要涉及以下幾個方麵。
（一）音樂圖像學的學科發展與理論研究
中國藝術研究院劉東升《為中國音樂圖像學的發展創造更好的條件》認為中國有幾千年的悠久曆史和音樂文化，外國人從來不敢小覷。這些年，我們雖然做了一些工作，但大多是在大勢所趨中被動地走過來的。時到今日，並無輕鬆感，而有更多的謹慎和敬畏。中國音樂圖像學，任重而道遠。
中國藝術研究院秦序研究員《略論音樂學學科性——讀何兆武〈曆史與曆史科學〉劄記》認為，在我國對於音樂學究竟是什麼學，現實認識對此仍普遍模糊。作者介紹了何兆武先生《曆史與曆史科學》等論著中有關曆史學非科學性性質的論述，借此希望引發對音樂史學及音樂學在科學性之外的人文學科性質、“非科學”性質的思考。
關於音樂圖像學跨學科研究的價值與意義，是近些年學者們較為關注的問題。杭州師範大學李榮有《論音樂圖譜圖像學與書籍文獻學古今關係》認為，音樂的圖譜圖像學與書籍文獻學同為人類文明傳承接續過程中生成的曆史文化遺存，二者之間有著曆史文明的接續關係，可起到相互印證、相互補充的作用。雲南大學王玲《音樂圖像研究的跨學科和跨文化價值意義探討》，文章就音樂圖像研究具有音樂舞蹈史、藝術史、文化學等跨學科研究理論價值，在音樂史研究中又有補正、引證和糾正多種功能。此外，東南大學汪小洋《考古圖像與音樂圖像學》認為，圖像學平台可以串聯各相關學科已有的成果而帶來新的切入點，這正是音樂圖像學的研究所缺少的。
杭州師範大學鄭祖襄《王維“觀圖論樂”與音樂圖像學》從文獻史料的視角來解讀一千多年前中國曆史上所見最早的關於音樂圖像學的記載，作者認為，王維“觀圖論樂”並非虛妄，而沈括所言也並非確論。在今天中國音樂圖像學方興未艾的時候，這段史實顯現出其學術意義。
關於音樂圖像學在中國發展狀況的研究，如牛龍菲《音樂圖像學在中國》（原載《中國音樂年鑒》1990年卷）主要介紹了“文革”前至1990年這一期間中國音樂圖像學的研究狀況與成果。高興、車新春的《中國的音樂圖像學研究及其發展前景》，分別對20世紀中國的音樂圖像學研究，以及21世紀中國音樂圖像學研究的發展趨向加以闡述。
中國音樂學院劉勇《以圖證史》指出，在曆史研究中，我們應該向圖像投入更多的注意力。東南大學李倍雷《圖像：回到藝術本質的中國藝術史學》認為，在眾多人文學科作為理論和方法研究藝術史的狀況下，提出回到藝術本質研究和描述中國藝術史。
（二）樂舞圖像中的傳統文化與中國《金石學》研究
漢畫像中的樂舞圖像是音樂圖像學研究的重要對象，我們可以通過樂舞圖像的表象來解讀中國曆史上不同時代的傳統文化內涵。南陽師範學院季偉《從一組四川樂舞畫像看漢代宴賓陳伎之風》，對漢代的宴賓陳伎之風進行了分析，認為宴賓陳伎折射了漢代禮製的回歸，體現了尚奢侈、尚俗樂、展性情的社會觀念。無錫博物院汪潔《漢畫像中巾舞類型的多元化及其文化內涵》認為，巾舞作為漢代喜聞樂見的雜舞藝術，不僅是樂舞場景本身的真實記錄，也是當時社會、政治、藝術、文化等方麵的映射。
湖北省博物館張翔提出在曾侯乙墓的許多出土器物上都有與音樂有關係的信息存在，他的《曾侯乙墓的幾幅音樂圖像》分別從“彩漆鴛鴦形盒與五弦器”、“內棺漆飾的主題是蠟祭”、“琴瑟常和以及以人為本”三個方麵展開論述，認為這些信息與先秦禮樂有著很大的關係。中央音樂學院朱詩旖的《馬王堆一號漢墓樂俑再探》認為，馬王堆一號漢墓北邊箱出土的歌舞俑及吹竽鼓瑟俑是西漢時期一種類型化的宴饗樂舞品種，在中國古代音樂史中有特殊的曆史文化意義。
德州學院段文《唐代佛教樂器螺貝源流考》認為，螺貝是唐代宮廷樂隊中一件被廣泛應用的特色樂器，它不僅是作為一種樂器，同時還是一種文化符號特征的體現。中央音樂學院任方冰《明代衛所鎮營禮儀及用樂考》認為，明代衛所鎮營的地方行政職能化是衛所諸禮和用樂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