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遠庖廚”這句話，是我國古代儒家第二號人物孟軻說的。他的這句話，曾被忠實於儒家思想的人奉為“聖旨”，廣為傳播，並被統治階級接過來，當作壓迫勞動人民的緊箍咒，長期扣在庖廚的頭上。查遍《四庫全書》三萬六千多冊，沒有一冊為名廚立傳；有名的《二十四史》，從黃帝寫到明末，長達幾千萬字，沒有一篇專載烹調。在中國正史中，帝王將相可以立傳，奸臣商賈可以立傳，惟獨廚師無人立傳；在史學家的筆下，他們可以寫天文地理，寫兵役戰爭，寫宗教，寫科舉，也可以寫求長生不老的煉丹術，就是不過問烹調。這說明“君子遠庖廚”的流毒多麼深遠。
但是，庖廚畢竟是客觀存在，豈能為孟軻輩主觀所能壓抑得住。正史不載野史載，史家不書雜家書。姑且不說孟軻所景仰的君子，如伊尹、薑子牙這些古代政治家都出身庖廚。僅就農學家、醫學家和文學藝術家而言，甚至包括某些帝王將相在內，他們並不都是遠庖廚的。他們提筆話原料，醫籍談營養，詞賦言美味，詩歌讚烹調，文章記庖人，總結廚師經驗，創立烹調理論，有的甚至親自值廚當爐。後人並未因此而否認他們是君子，而誣以小人。
農學家不遠庖廚。後魏高陽太守賈思勰，可謂公認的古代著名農學家之一。他的《齊民要術》，從農林牧漁的生產活動，到釀造加工，烹飪儲藏，都做了介紹。全書十卷，記載食品加工和烹調的就有三卷。該書較全麵地介紹了菜肴原料的性能，詳盡記述了調味的生產工藝，搜羅了眾多的珍饈佳肴，具體分析了各種烹調方法和風味特色。其食品知識之豐富，花式品種之繁多，製作經驗之全麵，為中國古代烹飪史上所獨有，不愧為我國現存的最早的食品百科全書。又如東漢崔的《四民月令》，唐韓鄂的《四時纂要》，元王楨的《農書》、魯明善的《農桑衣食撮要》，明徐光啟的《農政全書》等等，他們或記四時食物，或述烹調原料，或講膳饌製法，或列救荒野蔬，無不闡述得具體詳盡，描摹得貼切逼真。試問，遠庖廚者能寫出這些有深遠影響的著作嗎？
農學家不遠庖廚，醫學家亦複如此。唐代的孫思邈為人熟知，他精通醫藥學，為我國醫藥學做出了巨大貢獻，受到人們的崇敬，後世尊稱他為“藥王”。他的《千金食治》就是他近庖廚的生動寫照。《飲膳正要》是我國烹飪史上一部劃時代的著作。作者是元代延年間飲膳太醫，書中吸收漢、蒙、滿、回、維等族飲食經驗，記錄了湯品五十五種，聚珍異饌九十四種，食療方劑六十一種，烹調原料二百一十九種，重點闡述營養衛生和食療方法。該書的特色，就是食醫結合。說起食醫結合，這可以說是我國的飲食文化區別於其他國家的一個顯著特點。在我國古代，庖廚與醫藥學家的關係甚為密切，甚至可以說，藥品與食品一致，醫生與廚師不分，吃飯有時候就等於吃藥。這也可能是醫學近庖廚的一個重要原因。唐人昝殷《食醫心鑒》就介紹一種將糯米填在鴨子裏蒸食，可治腳氣病的食方，真不失為佳肴兼良藥。類似這樣的食物療法，在唐代的孟詵、宋代的張從正、明代的李時珍、高濂，清代的王士雄等醫學家的專著裏，簡直是舉不勝舉。試問，倘若他們不過問人民疾苦，不了解膳饌烹調，能寫出這些佳肴兼良藥嗎？
文學藝術家更不遠庖廚。翻開中國文學史，可以發現曆代文藝大師和文學名著，似乎都與庖廚烹調有不解之緣：
屈原的《楚辭·招魂》給我們留下了“鱉炮羔，有拓漿些；鵠酸鳧，煎鴻些”一張豐盛的楚國菜單，令人神往。
桓寬的《鹽鐵論·散不足》所開的食譜列有“構韭卵，狗馬……煎魚切肝，羊淹雞寒，相馬酪酒，蹇驢庸脯”十多種西漢食品，足以醉人。
“酒仙”李白詩：“五陵年少金市東，銀鞍白馬度春風。落花踏盡遊何處，笑入胡姬酒肆中。”生動勾勒出“五陵少年”，笑入長安胡姬酒肆，聚歡暢飲的綺麗場麵。
一代詩聖杜甫，出身烹調世家，祖父杜審言做過“膳部郎中”，子美秉承家傳，對烹調十分內行，“彎刀縷切空紛綸”，“無聲細下飛碎雪”，“饔子左右揮霜刀，膾飛金盤白雪高。”把製膾的精湛刀技，描寫得繪聲繪色，使人有如身臨其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