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封建統治的長治久安，中國傳統文化一直以“忠孝仁義”作為教化根本，諸不知，正是因為一味地愚忠和盲從，束縛了人們的手腳，抹殺了大量的創新思維。中國封建體製的沒落，正是由此而產生。由此看來，愚忠是創新的大敵，創新更多的時候是矛盾的產物。
企業要想在長期激烈的市場競爭中立於不敗，就沒有捷徑可走，增強企業的自主創新能力是促進企業經濟發展的必由之路。
工人們提出的很多好的建議，他們要麼不采納，要麼貼上自己的標簽。
一個成功的導演，隻是一個搭台者，把台子搭好了以後，就會自己躲在幕後，把舞台讓給大家，讓大家在台上唱戲。
與其說是不斷攀升的銅價使東山起死回生，勿寧說是市場與行政手段的雙重作用，拯救了奄奄一息的東山。
那幾年，國務院撤銷了包括中國特種金屬工業局在內的9個工業局，挹東銅業公司開始劃為省轄企業。企業下放到地方後，地方政府切實為企業排憂解難，市縣兩級人民政府還成立專班進駐東山，與企業相關人員一道走村串戶，重點實施“工農用電分家”和打擊強買強賣等不法行為，長期困擾企業的外部環境惡劣局麵開始得到初步扭轉。
政企不分是計劃經濟遺留下來的弊端，進入市場經濟後，這種國有經濟特有的矛盾表現得尤為突出：政府埋怨企業像總也長不大的嬰兒遲遲無法“斷奶”，企業報怨政府像好管閑事的“婆婆”指手劃腳束縛了企業活力，政企分開的呼聲日漸高漲。實施政企分離後，政府部門的管理職能一度出現缺位，企業同樣是舉步維艱。隨著改革的不斷深入，政府職能從過去的錯位、缺位，最終實現了到位，變“竭澤而漁”為“放水養魚”，足以說明政企分開隻是規範政府行為，理順政企關係的一種手段。並不意味著政府可以對企業撒手不管，政府隻有通過建立良好的外部環境才能使企業如魚得水，而企業的發展又會進一步帶動和促進地方經濟進步，政府與企業是一種互為依存的關係，政企分而不離是搞活一方經濟的前提條件。
東山那幾年的變化，無疑是政府職能轉變為企業帶來效益轉變的一個縮影。
盡管新公司還是過去那些老麵孔，但老麵孔們也想有新作為了。因為他們心裏都很清楚，新公司畢竟不同於老公司，多少總得有點新變化，再也不能一味地沿襲過去的老套路了，很多事情必須改弦更張。
工會兩個主席一個兵，不難想象，所有創新部門工作的重任，最後都責無旁貸地落到我這個小小嘍羅的身上。在征得王曦富同意後，我和譚弘宇決定先從基礎性的管理製度入手。勞動競賽方案、職代會條例、平等協商和簽訂集體合同辦法、勞動爭議調解實施辦法、廠務公開辦法等管理製度相繼出台。在製訂勞動競賽方案時，王曦富親自來到譚弘宇的辦公室，把我叫去一同商量。可商量來商量去，還是沒有商量出個結果來。最後隻得含糊其辭地對我說：“要不就叫創新創效方案。”王曦富走後，譚弘宇也談了他的一些看法，覺得最好能采用項目競賽的方式。因為過去工會一直采用的是協議型勞動競賽，協議型勞動競賽不僅覆蓋麵小，而且主要是針對生產的重點與難點，無法體現公平與效益優先原則。我在起草報告時就指出：“要改變過去那種唯難唯重的指導思想，難就是差，差的部位效益就不會怎麼好，因此不能搞平均主義大鍋飯，要把有限的資金切實用在刀刃上。”過去工會係統開經驗交流會，也多次聽一些兄弟單位的主席們提到，曾進行過項目競賽的嚐試，但都不是很成功。正好那兩年中央在大力倡導自主創新，我覺得企業作為開展創新活動的主體，沒有理由將自己置之度外。於是把這些信息彙總到一起，通過大腦的過濾，把過去名目繁多的競賽項目進行分類，在兼收並蓄的基礎上，參照服務業星級評定標準，製訂出新的勞動競賽“一攬子”方案——《“星級創新創效項目競賽”實施細則》。細則中明確規定，“申報項目必須以創新為主要手段，通過創新實現創效。”在確定優先等級排序時，還與譚弘宇還發生了爭執。他覺得進行優先等級排序是多此一舉，我隨即反駁道：“修舊利廢是一錘子買賣，怎能和技術創新能長期見效相提並論。修舊利廢100萬我獎勵你100萬，不賺也不虧；技術創新10萬元我獎勵100萬，十年就可收回成本，十年以後就是收益，我還有得賺。過去分會主席總喜歡把修舊利廢當作幌子，就是鑽了這個空子。”於是在製訂新方案時故意將“節約創效”排在最後，把“門檻”設得高高。分會主席們都很識趣，再也不敢拿修舊利廢作幌子了，該項獎勵實際成為了擺設。於是大家隻能在“技術創新、管理創新、質量創優、生產創先”等優先獎勵項目上下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