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說家如何推開故事的窄門
理論
作者：張學昕
張學昕， 1963年生，現為遼寧師範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理事、中國小說學會理事。曾發表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評論文章二百餘篇。有論著《真實的分析》《唯美的敘述》《南方想象的詩學》等。曾獲當代作家評論獎、遼寧文學獎文學評論獎、江蘇文學評論特別獎等獎項。
一
說我與高暉的這本書相遇，不如說，是我與高暉的記憶相遇，與一部個人的心靈史相遇。而確切地說，這是緣於高暉在記憶的道路上先找回了、重述了自己的來龍去脈，我才可能與高暉一起走上他的記憶之旅。無論對於誰，這都可能是一種精神輪回，一切從頭開始，再來一次。最開始，我還在想，高暉將這部書命意為“康家村紀事”，並且強調是“關於一個村莊的非結構主義文本”，一定是他自己對自己的敘述以及敘述方式的選擇產生了猶豫或猶疑，而使用這樣一個語意複雜又模糊、卻很堂皇的稱謂。我說不好這是否暗示出高暉坦蕩、剛毅品質後麵的某種不自信，或者柔軟、脆弱的性格，但是，我敢肯定，他在處理這些有生以來最珍貴的記憶的時候，還是有些猶疑不決，甚至零亂、緊張。讀到後麵，我才替高暉釋然了。我看到，他堅決、果斷、清晰、自然地保存和重構了自己的生命記憶。就是說，他終究還是寫出了他所能寫的，而沒有勉強去“硬寫”許多他可能想寫的那些東西。我確信他是在一種自由、不受限製的狀態下寫作的，這體現和說明了高暉的踏實、率性和毫不矯情。他慢慢地、從容地、更自由也更寬廣地打開了生命的褶皺，平展她，撫摸她，動情地注視她，感受她的律動。平實，成了這部作品的敘述基調和精神坐標，因此，從幾個年代所剝離出的帶有痛感的故事，都沒有任何的尖利感和銳氣，而是浸潤著些許的憂鬱和抒情。這時，這種敘述，無論是從內心走向外部世界，還是從內心走向內心，應該都是本色的記憶。那個時代許許多多珍稀的記憶，成為一代人或幾代人反抗遺忘的文存。一個人的記憶，變成了一個村莊的記憶，一個民族和時代漫長而博大的記憶。可是，這些重要嗎？當然重要。我們在一個沉重或者輕鬆的時代裏，會有大相徑庭的生命感受和滋味。多年之後，我們都渴望記住曾有的某種氛圍和滋味。我覺得，我們似乎還不能僅僅靜止於這樣的層麵理解這部《康家村紀事》，是不是還有更加重要的？一定有。那麼，都是一些什麼呢？
我清楚自己，是一個喜歡那種唯美的敘述語言、對語言極為挑剔的閱讀者。我不喜歡甜膩矯飾的腔調，對平實、含蓄又雋永的文字格外喜愛，高暉的敘述話語，雖然並不是我特別推崇的那種風格，但他關於生命和成長的語言，體現出異常罕見的質樸、沉鬱和空靈，我感覺那是一種複雜的精神、情感和心緒的混合體，一個四十歲的男人，在回望生命中成長歲月時的百感交集，真情湧動，撕裂舊的空間，重啟時間之門的深情、智慧和勇敢埋藏其間。而且，敘述的節奏、格調、色彩錯落有致，起伏跌宕，激情四溢地流淌，不時地激蕩起沉重、思索的力量。
這時，我想到了短篇小說大師博爾赫斯。他說過的那些關於生命和記憶的話，令人產生無限的感傷和惆悵。在那篇著名的《我和博爾赫斯》中，他寫道：“隨著每一瞬間的逝去，有一扇門在我們背後關上，我們再也不會打開。”我們看到，寫這篇文字的博爾赫斯，將自己演繹成一位年邁的博爾赫斯與年輕的博爾赫斯的一場對話和長談。年邁的博爾赫斯，語重心長地與年輕許多的博爾赫斯交流著，在濃縮的時空裏，通過回憶和記憶將時間拉長。這顯然有“莊生夢蝶”的味道。這樣的自我追問和反詰，極有可能在這段時間的縫隙中找到記憶的拐點或者生命的原生樣態。讀完這部《康家村紀事》的時候，我感覺到，四十幾歲的高暉似乎也在與更年輕的高暉在攀談和對話。處於兩個年代或年齡段的高暉，想一起幫助作家高暉找尋某種飄逝的記憶。記憶，畢竟不是斷線的風箏，隻要有溫暖的懷念和牽掛，有生命力的感受和情緒在這裏就俯拾皆是。或者，高暉就是想打開一扇從未開啟過的記憶之門。
高暉以什麼樣的方式打開了這扇記憶之門？他的出發點和回返地都在哪兒？或者，我們從另一個角度想，高暉在這部書裏，終究是想打開哪一扇門？高暉為什麼要寫？他的敘述“野心”是什麼？高暉究竟是怎樣一個人？在這裏，高暉似乎是敘事者，也是敘事的核心，文本的諸多線索和事件，都因與高暉的“如煙往事”發生聯係而牽涉出來。高暉好像是視角的中心，換言之，故事或者說敘事，雖由第一人稱講出，但他往往站在許多變幻的角度看，以自己內在的情感為敘說的基調，不斷袒露他對一群人、一個村莊、一段時光，也包括對自己的重述。落定的塵埃又微微泛起歲月的煙塵，他很想返回去，可是，他能返回去嗎？但無論怎樣，高暉所敘述的曆史與現實的麵貌，更加廣闊，更加深遠，而“康家村”的現實和空間，也在敘述中的確具有了成為多種故事的可能性。這個文本，成為了一種幅麵寬闊的東西，有著自己理想的生發，有它努力追求的一種普遍的意義，甚至追求一種寓言的效果。
讀完這個文本之後，我就斷定，高暉現在可能是一個閑人，他不忙，所以他能夠如此從容、安靜地進行回憶。為什麼這麼說呢？因為，像作家閻連科說的那樣：“今天，中國是世界上最忙的民族和國度。忙，成了這個國家的資本和驕傲。一個人有閑暇時間去關心灌木月季如何變為喬木月季的，那這個人一定和這個國家的集體生活是脫節的和抵禦的，是頹敗的和不受歡迎的。”（閻連科：《北京，最後的紀念》，江蘇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63頁）
那麼，如果從這個視角看，除了高暉，還有多少人會如此深情地去回憶一個村落呢？
二
誰都無法擺脫和逃避自己的童年和少年，高暉也不例外。高暉首先將自己置放在一個童年的“原生態”的冥想裏。童年和少年，它們之間的間距有多長，我們並不能說清楚，但是，童年的的確確地成了高暉眺望過去的一個窗口。而且高暉已經完全不能自拔。因為，他清楚，童年是窗口，更是記憶之門。我相信，包括我自己在內，在我們長大成人、熟諳世事之後，我們都可能為自己的童年感動過，激動過，甚至哭泣過。我想，需要澄清的是，記憶和回憶是兩個貌似相近實則有著巨大區別的概念。這裏麵，可能就蘊含著現在人們動輒就提及的“虛構”和“非虛構”的不同歧義。在這裏，人們反複地糾結事實和真實的邏輯關係，強調曆史和想象無法互證的辯證法則。這些，難道真的就那麼重要嗎？我愈來愈篤信，現代寫作所具有的不可一世的技術力量，尤其是，它所依賴和仰仗的是不斷被刷新的文化和文學理念。這部《康家村紀事》，讓我最強烈地體會到“元敘事”的味道和勁道。
這裏，我還是要提到博爾赫斯，提及他的一首詩《循環的夜》，這是一首有些令人費琢磨的詩。“我不知道我們會不會在第二次循環中回來/就像循環小數那樣重新反複/可我知道一個畢達哥拉斯的黑暗輪回/一夜一夜地把我留在世界的一個什麼地方。”這首詩告訴我們，究竟能以什麼方法喚醒曾有的記憶，重返記憶的旅程？記憶的道路仿佛循環的夜晚，可能是一個黑暗的輪回，能否抵達光明，在很多時候其實是未可知的。這樣的感覺，對高暉而言，就是找尋一個無限製的循環。無疑，他是想在記憶的道路上為自己的曆史做出新的詮釋。
童年和少年，是一切有記憶生命的起點。誰都清楚，留在記憶裏的童年或者少年，並不是那個實際上真正“發生過”的童年和少年。這在心理學意義上早已被指證過。所以，敘述中的童年基調或者底色，一定是後天才會有的某種浪漫和延伸。這在許多類似文本的寫作中，已經被作為“集體記憶和個體記憶”、“回憶的真實性”、“回憶的隱喻”等“很文化”的視角來揣摩了。人們喜歡求證童年的某些“真實”，實際上，童年的軌跡，早已在此後幾十年的歲月滄桑中日漸變得“蒼老”起來。即使在印象層麵很鮮活，但大量的“生動”卻被過濾掉了，抽象成“被概括、被本質化”的事物或者很吸引人的故事。艾薩克·辛格在初學寫作時，他的哥哥曾教導他，“事實是從來不會陳舊過時，而看法卻總是會陳舊過時”。“看法”的改變，取決於對既有經驗和往事記憶的顛覆、重構，也許有更多的事物會被重新激活，經驗的程序會被一種神秘不可知的密碼重新編排。當然，當一個人在寫作的時候，他的目的不可能隻是舊夢重溫，或者給自己留下一個可以求證自身的讀本，更不是為了避免造成某種記憶的分裂。而懷疑經驗的真偽，背離事實本身的堅固，並不能說明“看法”的新鮮和富有質量。問題是，事實，在被賦予某種意義或者意緒的時候，“看法”就會破繭而出。但是，在這裏，高暉的“看法”似乎並不多，更多的卻是有關生命、生存等許多感受的率性流露。而高暉在回憶的道路上，還不斷地停下來，麵對“此刻”的自己，以及“此刻”對曆史和現實的思索和判斷。
麵對毛澤東的時候，高暉從1976年的童年記憶裏，準確無誤地搜尋出毛澤東逝世時一個民族的整體鏡像，一個國家幾乎全體公民不由自主的哭悼。隨即，高暉在一個巨人的死亡中抓回了無數個真實的、現在看來一定有些不可思議的瞬間。“我是多麼羨慕那個秋天以後出生的孩子，一個人的死亡對他們隻是一種符號，而對我卻是一記耳光”。高暉接下來的“閃回”，一定會將人們帶入一種更令人信服的敘述。一個被他稱為“高規格的追悼會”上，他麵對死者和安魂曲，他哭了，“安魂曲一響，我就哭了，我被這種儀式的純淨感動著。那一次我哭得非常踏實也非常舒服，我朦朧地看到了教徒們大滴大滴的眼淚，僅僅為一個人的離開而流淚，為他的一生表示一點願望，我感受到了老人的幸福”。高暉所意識到的死亡的純淨，超越了一切俗世的遮蔽和羈絆。於是，後麵的敘述，就呈現出更加屬於高暉自己的獨有的精神空間。當人們大膽地思考這位偉人的曆史，並且在他身上挑剔那些致命的毛病時，毛澤東開始被高暉作為一位特殊的“讀書人”加以緬懷，他想象這個“偉人”成天呆在自己的書房裏，想這想那的幻象，他體會著毛澤東的單純的情感，思考著這位老人的“苦境”——妻子在監獄裏，愛子又先他而去。讀到這裏的時候，我們的心情是否也會像高暉那樣，變得肅穆、凝重和疼痛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