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大革命失敗後，為挽救革命，反擊國民黨反動派的血腥屠殺，中國共產黨繼南昌起義、秋收起義之後，又發動和領導了廣州起義。1927年12月11日，中共廣東省委根據中共中央指示，在廣州發動廣大工人、農民和革命士兵，舉行大規模的武裝起義，建立了工農兵民主政權——廣州蘇維埃政府，在華南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樹起了一麵鮮紅的旗幟。但由於敵我力量懸殊，起義最後失敗了。
葉挺是廣州起義工農紅軍總司令，起義爆發後，他親臨前線，沉著、機警地指揮作戰部隊進行戰鬥，很快占領廣州珠江北岸的大部分地區。在起義的當夜，葉挺即主張隊伍帶上繳獲的武器到海陸豐去，保存革命力量。共產國際代表紐曼則大罵葉挺動搖，說廣州起義是進攻的，應該“進攻進攻再進攻”。第二天張太雷犧牲，第三天起義軍大敗，倉皇退出市區。結果張發奎軍殺回廣州，幾天之內，就屠殺了五六千起義軍官兵、赤衛隊員和革命群眾。
起義失敗後，中共中央派李立三到香港，參加廣東省委擴大會議，全麵檢查廣州起義問題。李立三獨斷專行，把起義說得一無是處，完全抹殺了參加起義的同誌們的革命熱情和大無畏的英勇獻身精神。他指責這次起義失敗的主要原因是省委領導犯了軍事投機和盲動主義的錯誤，在關鍵時刻動搖，對起義指揮不力等等。他把持會議，通過了《省委對於廣州暴動決議案》。在《決議案》的政治紀律一節中，葉挺被列為第七個受處分的人。
李立三把持通過的這個決議，後來並未獲準實施。原因是：中央接到他的報告後，認為這種做法不妥。在中央常委會議上，周恩來多次就這個問題發表自己的看法。他分析廣州起義前的具體情況，認為這次起義是必需的。他說：這樣的批評，一是批評的人沒有在廣州，沒有深深地想想暴動時的困難；二是因退卻時通知不周而造成許多人犧牲，就從根本上說暴動不好，這兩種精神都不好。他明確地表示：“這種指導的影響是很壞的，對這次同誌的嚴厲的處罰是不對的。”他還說：一個事變以後，對它的批評一定要同時注意到它的價值。中共中央決定，派周恩來前往香港重新處理這件事情。
1928年3月中旬，周恩來在香港主持召開的廣東省委擴大會議上，全麵分析了廣州起義的曆史意義，肯定起義領導人在鬥爭中表現的革命精神，指出起義失敗的原因是敵強我弱、沒有爭取廣大農民配合、在戰鬥形勢不利時又沒有及時撤退轉往農村。他在分析起義失敗的主要原因與經驗教訓的基礎上，對犯了錯誤的同誌也提出了批評，並宣布原來的處分決定無效。省委根據周恩來的意見，又重新作了一個決議。
此時的葉挺，為周恩來的實事求是精神所深深感動。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在莫斯科召開。六大召開前，葉挺到了莫斯科。他懷著美好的憧憬，抱病寫了一篇關於廣州起義的材料，結合起義的始末經過，對國內外廣泛流傳的有關他在起義中表現“消極”的種種責難，提出了申辯，實指望黨的六大對他本人在廣州起義中的表現做出一個公正的結論。可是，共產國際中國問題負責人米夫和正在他身邊工作、充當其助手的王明等人，不僅對葉挺的申辯不予理睬，還以各種方式故意冷落葉挺。連莫斯科中山大學邀請葉挺演講，也因米夫和王明等人從中作梗而作罷。葉挺是一位有個性的人。他受不了對他的不公正待遇，尤其忍受不了對他的“政治動搖”的無理指責。他有冤難伸、投訴無門，苦惱至極，一氣之下，便獨自離開莫斯科，脫離黨的組織，前往德國，直到抗日戰爭爆發，才回國投身抗戰之中。
在中共黨內，與葉挺共事時間最長、最熟悉葉挺的周恩來，在對待廣州起義問題上，在對待葉挺脫黨問題上，一直堅持實事求是的態度。他始終為廣州起義和葉挺蒙受的無端的責難鳴不平。對葉挺的離黨出走，周恩來說了公道話：“廣州起義失敗後，葉挺到了莫斯科，共產國際代表還說他政治動搖。共產國際沒有人理他，東方大學請他作報告，共產國際也不允許他去。這樣，他就離開黨跑到德國去了。這件事我們應該給葉挺伸冤。”
四
抗戰全麵爆發後，國共兩黨開始第二次合作。1937年10月12日，新四軍成立，葉挺任軍長，項英任副軍長。由於中國共產黨在新四軍實行黨委負責製，各項工作都是通過黨的組織係統貫徹執行，葉挺不是黨委領導成員，有時新四軍軍分會開會，葉挺不能參加，這不免使他心存疑慮。再加上由於蔣介石、顧祝同的限製和刁難，第三戰區每月發給新四軍的軍費，僅相當於國民黨一個丙等師的供給標準，葉挺常為“餉款不濟，軍食不足，軍裝不備，彈藥不充，槍械不補”而苦惱。
由於這諸多因素的影響，葉挺產生了離開新四軍的念頭。1938年10月下旬，他離開雲嶺回到廣東，接受東江遊擊指揮的任命，決心參加家鄉的抗日遊擊戰爭。蔣介石得知此事，既害怕又生氣，因為他擔心共產黨在華南又建立一支新四軍，嚴令立即撤銷這項任命，讓葉挺離開東江。中共中央也認為葉挺不應留在廣東，因為華中的戰略地位比華南更重要，葉挺在華中比在華南發揮的作用更大；而且葉挺如果不回新四軍，勢必引起蔣介石的不滿，從而影響國共兩黨的統戰關係。1939年1月8日，周恩來在致中共中央書記處的電文中提議：葉挺仍回新四軍，解決的原則是，“共產黨的領導必須確定，工作關係必須改變，新四軍委員會可以葉正項副，項實際為政委”。1月10日，中共中央複電同意。
葉挺從廣東到重慶後，與周恩來作過幾次交談。交談中，周恩來把黨中央希望葉挺留在華中，發揮更大作用的意見，再次麵告葉挺。葉挺表示願意顧全大局，但他仍有種種顧慮，對重回皖南軍部，表示消極。他對周恩來表示因自己非黨員，工作困難，大家信任差。如加入黨，則隻有往八路軍；因在新四軍，蔣會懷疑他。他問周恩來，可不可以讓他到八路軍去直接帶兵打仗，如可以，不論到哪個師，擔任何種職務，他都願意。周恩來堅持認為華中重要，而且經過兩黨商定的新四軍軍長職務，不好隨意變動。同時他告訴葉挺，黨中央同意新四軍委員會改由葉挺任正職，項英為副職，軍事工作多交葉挺辦理，項英實際為政委，並在全軍再次進行教育，確立葉挺的軍長權力。周恩來推心置腹的幾次談話，使葉挺深受感動，終於表示願聽從黨的指示，回新四軍工作。周恩來高興地握著葉挺的手說：“到時候我們一起動身，我送你回皖南。”
1939年2月23日，周恩來和葉挺到達雲嶺。
從這天起，周恩來便在新四軍軍部住了下來。在長達20多天的逗留當中，他在軍部及其所屬機關、部隊中，進行了許多重要活動。他與葉挺、項英等軍部領導人和陳毅、粟裕等支隊指揮員親切交談，聽取他們的彙報，走訪雲嶺地區的各個工作單位，與廣大的基層人員促膝談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