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進入了甲申年十月，隻到此時被弘光朝廷給予了很大希望的“北使團”才曆經了兩個多月的行程，由南京抵達了北京城郊。不過由於清順治帝定於十月初一日在北京即位，使團被命暫停前進，在城郊暫住。直到十月十二日，使團才捧著弘光“禦書”從正陽門入城，被清方安置於鴻臚寺居住，但是使團成員在這裏遭到了嚴密的看管。
十三日，使團的人終於見到了清方的禮部官員，不過雙方在朱由崧所書的“禦書”的性質上產生了嚴重的分歧。
當清朝的官員聽到南明使臣是為向清方借兵破賊，又因為清方為崇禎帝發喪，特地攜弘光帝的禦書前來致謝的意思後。
清方的官員要求直接將書信交給他們即可。可是明方認為這是“禦書”應該有使臣直接交給清方的皇帝，而不應交給禮部。
清方的官員解釋說，“凡進貢文書，俱到禮部轉啟。”對於清方的態度，明方使臣很是不忿，聲稱自己所齎乃“天朝國書”，不是進貢文書。雙方為此堅持不下。
第二天，清內院學士剛林等來到鴻臚寺，指責江南“突立皇帝”，用意就是不承認弘光朝廷的合法性。使臣爭辯說南京所立乃神宗嫡孫，倫序應立。
雙方又是爭論不休，期間剛林蠻橫地說：“毋多言，我們已發大兵下江南。”左懋第回敬以“江南尚大，兵馬甚多，莫便小覷了”，結果雙方不歡而散。
但是是最終使團齎來的弘光“國書”，清方拒絕接受。
這之後弘光朝廷和左懋第寫給吳三桂的書信，拜會已經降清的原明朝的大學士馮銓、謝陛的名帖，也因吳、馮、謝三人死心塌地投靠清廷，不屑一顧。
至此這次北使團的任務無一達成，而在清方看來，南明這種沒有相應的武力作後盾，就妄想和談的做法適就是在自取其辱。
而此時在軍事上，經過幾個月的時間清軍已經完成了對畿輔地區，以及山東大部分地區的占領和接管。十月初三，清軍葉臣等部攻克山西省會太原，大順軍守將陳永福突圍逃走，山西大部分地區歸附了清廷。
作為南明、清廷以及大順軍三方勢力糾纏的河南省，這時的局勢則相當混亂，此時大順軍已撤到豫西，而清軍則占領了黃河以北的區域。其他地區則大抵處於軍閥（如駐睢州總兵許定國）、土匪（如李際遇、劉洪起、李好）的控製之下。而弘光朝廷雖然在河南任命了總督、巡撫、巡按，但隻是虛有其名，根本行使不了管轄權。
由於弘光朝廷的一味退縮，惟恐出兵山東、河南將影響北使議和。所以清廷乘機在占領區站穩了腳根。隨著局勢的逐步穩定，清軍已經可以騰出兵力，著手對付大順軍，以及前來議和的弘光朝廷了。
就在北使團滿懷希望的同清方會談的期間，多爾袞已經做出了分兵兩路征服全國的決策。
具體部署是：一路由英親王阿濟格、平西王吳三桂、智順王尚可喜等統兵取道山西北部和內蒙古進攻陝北，得手後向南推進，摧毀以西安為中心的大順政權；另一路由豫親王多鐸、恭順王孔有德、懷順王耿仲明等率領南下，消滅弘光朝廷。
十月二十四日，北使團還身在北京的期間，清廷檄諭河南、南京、浙江、江西、湖廣等處文武官員軍民人等曰：“爾南方諸臣當明國崇禎皇帝遭流賊之難，陵闕焚毀，國破家亡，不遣一兵，不發一矢，如鼠藏穴，其罪一。及我兵進剿，流賊西奔，爾南方尚未知京師確信，又無遺詔，擅立福王，其罪二。流賊為爾大仇，不思征討，而諸將各自擁眾，擾害良民，自生反側，以啟兵端，其罪三。惟此三罪，天下所共憤，王法所不赦。用是恭承天命，愛整六師，問罪征討。......若福王悔悟前非，自投軍前，當釋其前罪，與明國諸王一體優待......。”
顯然，這道檄文和努爾哈赤的那無幹痛癢的“七大恨”同出一轍。在給弘光朝廷定下的三條罪名中“不救先帝”、“擅立皇帝”顯然是明廷的內部事情，也可以說是朱家的家事；而各鎮擁兵虐民也是漢人之間的內部矛盾，幹他們滿族何事，更何況被他們虐待過的漢人還少嗎，這些事情對於清方來說可以用一個日本名字來總結，那就是“幹你屁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