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馬林諾斯基的“科學的民族誌”中潛隱著這樣的認識論：即文化是可以被精確描述的，當越來越多的細節被呈現，於是總的文化圖景便會越清晰。多少可以拿分辨率的概念來類比，隨著像數越多，也就是縱橫交錯的點越多，分辨率越高，對圖像的描述也就越精確。
真的有所謂客觀描述嗎？當人類學家進入田野，走入一群陌生人中間，他帶著一種要了解“他文化”的意願和使命。他帶著的工具就是他自己，他的身體和他的文化。即便提倡“科學民族誌”的馬林諾斯基，其1967年出版的日記也暴露了他遠不那麼客觀、理性的心境。
如果再拿自然科學知識來類比，可以說“不可測原理”也同樣存在於人類社會。不可測原理也叫不確定性原理，1927年由海森堡提出。他假設我們在實驗室觀測一個粒子的運動，為了觀測，必須用光線照射，而光會對粒子產生擾動，所以，觀測的工具會對觀測的對象產生作用，從而永遠也測不準。一個更為大眾化的例子是，當我們將溫度計放入水中測定溫度，因為溫度計本身也有溫度，所以測量到的已不是原來那杯水的溫度了。
海森堡指出，如果人類期待像上帝那樣無所不知，那麼測不準原理就是永遠的障礙。溫度計對水溫的影響小到我們可忽略不計。當人類學家走向他的研究對象，他的“溫度”卻不可忽略不計，他甚至可能改變一個部落的文明進程。凱撒說：我來了，我看見，我征服。人類學家卻應該是：輕輕地我來了，輕輕地我走了，揮一揮衣袖，不帶走一絲雲彩。可無論人類學工作者如何“低到塵埃裏”，他的“在場”總會對他的研究對象產生影響，即便他客觀中立如一麵鏡子，僅僅是觀察者這樣一個身份也會產生影響。在混沌理論中，有這樣一個觀點：一個極微小的起因，經過一定的時間累積及其他因素的參與作用，可以產生極為巨大和複雜的影響力，也就是俗稱的“蝴蝶效應”。
1977年出版的《摩洛哥田野作業反思》影響深遠，保羅·拉比諾將自己在摩洛哥的田野作業經曆本身作為民族誌敘述的對象，從而使民族誌的生產過程成為反思對象，這本書引起了學界內外關於學術倫理和方法論的激烈討論。拉比諾用民族誌把民族誌生產的神秘過程展現出來，讓讀者看到，他在調查中“並非客觀的觀察者，而是作為一個活生生的人在行動，甚至像當地的混混兒一樣接受性招待；而那些被研究的人也是複雜的人，並非隻是被觀察者，他們也在主動利用他”。布迪厄將其研究概括為“把對對象的研究作為研究對象”、“把解釋者的角色轉變為針對他自己，針對他的解釋”。作者坦誠地展示了人類學家在田野的活動，呈現了研究者與被研究者共處一個“場”中的相互作用。較“科學的民族誌而言”，這本書混沌，不規整，旁逸斜出，但是卻呈現了更為真切的社會事實。
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的後現代思潮廣泛影響了社會文化和意識形態的諸多領域，瓦解了人類學家對於“科學的民族誌”的篤定，催生了人類學的“反思時代”。1986年出版的《寫文化——民族誌的詩學和政治學》被認為是標誌性的著述。這本書是一次題為“民族誌文本的打造”研討會的論文集。作者主要為人類學家，也包括曆史學家和文藝學家，它問世後即產生了轟動性的效應，它集中展現了對民族誌主客體單向關係的科學定位的質疑，開啟了民族誌寫作的更為開放多元的時代，“這個知識群體勇敢地承認民族誌研究的實際狀況與標榜的理想之間的距離……現在的研究者有更多的坦白，交代更多的背景，體現更多的自知之明和自我反思”。民族誌最終是“寫”出來的，是語言的編織物。在編織過程中材料的揀選，語法文法的使用，都是民族誌生產過程中因人而異的操作因素。詹姆斯·克利福德在《導言：部分的真理》一文中說，民族誌的真理因此本質上都是部分的真理——“有承諾的，不完全的。這一觀點一旦被接受，成為民族誌藝術的一部分，一種有力的不完全感就能成為機智表達的源泉”；民族誌是寫作，“打造民族誌是一件手藝活兒，與寫作的世俗之事相關”。在《論民族誌寓言》一文中，他認為，“民族誌寫作在其內容（他所說的各種文化及其曆史）和形式（它的文本化方式所隱含的）兩個層麵上都是寓言性的”。因為它們“在描述真實的文化事件的同時，進行了附加的、道德的、意識形態的甚至是宇宙論的陳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