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距今八百七十六年的東京汴梁城，城郭雄偉，方圓幾百之地盡是繁華之地，而京城又處於汴河之西，在延過一道長長的官道，大概走上幾百米的路程就是汴河沿岸的大相國寺，這裏商賈，客船紛紜不絕，岸上的行人與船中的商販在這條廣闊的河流中促成了一道象征大宋帝國繁榮的欣欣景象，不拋開從這裏進入汴梁城的正則門，那兩旁數百名的兵士雄赳赳的立在那裏，這是京城的九都防護的近衛軍，從雍熙元年開始內城的近衛軍開始提任從河西走廊歸來的第七縱隊，這是一支號稱大宋帝國精銳的部隊，然而在對高麗的討伐中失禮，神宗便把第七縱隊調到河西去防守蒙古人與女真人做亂。
然而第七縱隊今日調派了三千名重甲騎兵，開始陸續的進入東京，由正則門而入開始確保對皇城與內城的防守工作。這樣看來在城內引起了不小的風波，那些豐衣足食，無所事事的臣民當看到一排排幹練整齊的重甲兵，不由得心生彷徨，但他們又不知皇城內發生了什麼重大變故，但是這位登基已久的年輕帝王，從勵精圖治，到與民生息的長久政策，博得了人民的好感外，其他之事在國內一概不知、就連每年年末的道賀新詞，也隻是在五鳳樓上匆忙的露出一麵，念幾句道賀的詞句便就退身而去。
所以城內的百姓能真正見過哲宗皇帝除了官員們大概是絕無僅有的，這位年僅二十四的君王宋哲宗趙煦，是位生機勃勃改個型的皇帝，他的這一傳統來自於先皇宋神宗，當時他力推司馬光，王安石等人采取了一係列改革措施，把仁宗末年所滯留的政治問題與民政問題，清除的一幹二淨，國家由此開始逐漸的步入正軌，但對外討伐中卻遠不盡人意，神宗六年，朝廷與西夏又進行了一場小規模的衝突戰，這本就不算稀罕之事，兩國因為邊界發生衝突幾十年來從未間斷，兩國或輸或贏，遠不能牽扯到兩國的政治之上。
但就在神宗皇帝病逝之後，趙煦繼位，他從祖母口中聞聽了此事，問道“這件事情就這樣不了了知了吧？”。他的祖母太後那時似乎回答的很模糊，因為在這個幼兒麵前，盡管他是皇帝、應該沒有必要對這件小小的戰事，大肆渲染，並且她曾長期教導他說：“與民生息才是治國的根本啊”。不過又過了不久，朝廷又與西夏發生了衝突戰，這次也是小規模的，據邊防知事奏報說“夏兵屢屢在我邊境挑釁，我軍在忍無可耐之下擊斃了夏兵一百二十人，我君傷亡共計六十八人”、太後看完奏章，仍在了一旁，並囑道：“切不可妄動幹戈啊”。
到了五月份，遼國使者進京，拜見了皇帝與正在垂政的正宮院太後，先是說了一番兩國永誓於好的話語，又恭祝皇帝與太後安康，但緊接著這位使者引起了趙煦的不滿，並當仁不讓的把使者辱罵了一通，那時恐怕都把正宮院的心給嚇暴了吧，使者的來訪便是一慣例來收歲幣的，依照一百年前《澶淵之盟》的規定，宋帝國每年要向大遼皇國上交歲幣與絲綢，這是規定也是兩國永誓於好的底線，但也可以這樣認為宋帝國為邊界人民花了巨額的保護費，而承擔這巨大付出的隻有宋帝國，當然遼國邊界的人民也從中受益，他們大多是五代時期唐國叛徒割讓出的燕雲十六州
對於宋帝國從建國到現進一百多年的時間裏，趙煦都了如指掌，他常常抱怨道：“先祖重武輕文，以至於邊患不斷，又向他國上交歲幣，這無非是下國對上國的哀憐”。那正宮院聽到後，忙促使他改變這樣的說法，先是從太祖講起再到仁宗，宣講的無非就是“祖宗創業艱難，後人應當守好基業啊，更重要的是要做一位仁君，切不可亂動幹戈，畢竟與民生息才是治國的最根本啊”。
正宮院一生仁慈，掌管大宋帝國時也是如此，任用賢良，積極與周邊各國互通來往，也由於他的人善厚道贏得了周邊各國，尤其是遼國，上下都對他極為敬仰，就在他葬禮在汴梁舉行之時，遼國大皇帝耶律宏基親自派人悼念，更為難以置信的是遼國舉國上下都在悼念這位正宮院太後，邊界之民更是穿麻戴孝，幾年之內都不脫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