質疑“專車”之被禁
卷首語
2015的春節真可謂名副其實，因為距離春天更近了。但是今年以來，社會上的寒意卻依舊刺骨。
激進，有時也是一種懶
一個月前的元旦，上海灘的子夜哭泣給2015的喜慶兜頭澆了一盆冰水。那一刻，可完全沒有去年冰桶接力時的快意，人們震驚之餘都在問：這次為什麼？下回怎麼辦？結果，“為什麼”照例姍姍來遲，而“怎麼辦”卻雷厲風行：不僅元旦期間所有大型活動全部取消，連元宵燈會也一並拿下。
新聞閱罷，本來心情沉痛的我，瞬間轉為哭笑不得。
如果說，取消元旦其他活動，是從各界心情和安全保障上都合乎情理的，那麼連跨過春節後的元宵燈會都取消，我們不禁要問：足足兩個月的時間，公仆們居然都無法“化悲痛為力量”，拿出一套切實保障群眾歡快而安全過節的方案嗎？如此“果斷”，究竟是一種負責的表現，還是一種不打算負責的表現？
比起大上海的嚴冬更離奇的，是皇城根兒的盛夏。
憶往昔，在2011年“京城看海”已成為全國熱詞整整一年後，2012年7月21日，“看海”再度從天而至。這一次沒人再有調侃的心情，因為居然有至少幾十位公民在首都因為一場雨而遇難，其中更有在鬧市區立交橋下殞命者。我們不禁要問：這漫漫365天，公仆們夜以繼日究竟都做了些什麼？
兩個截然不同的做法，代表兩種相反的思維嗎？不。
此刻，想起另一個熱詞：“懶政”。什麼是懶？不隻是懈怠，不隻是不作為，其實在治理中采取極端、簡單、圍堵的一刀切，同樣是懶的表現。因為，不極端就要區分，不簡單就要調研，不圍堵就要疏導，總之就要付出心力和誠意。反之，懶政的本質正是“心懶”。而心懶的邏輯，就是為了自己不擔責任，而寧肯對事業、對生命不負責任。
創新，不應因懶而殤
現實是，中國是一個根深蒂固的官本位社會。政府在決定企業，治理者在決定管理者。於是，以上問題必然不局限於政府與公民，而事關企業。
果然，緊接著就來了。
上個月，引起官方與民間截然對立的一件事，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出現了。起因，是近年對出租車行業及城市民生產生了顛覆性影響的互聯網新銳“滴滴打車”，進一步推出了“專車服務”。不想，相關部門聞訊很快以“迅雷不及掩耳盜鈴之勢”發文，將“專車”明確定性為“黑車”，絕然封殺。
既然明白無誤的事實是：“專車”能比所謂正規出租車（更別說真正的黑車）提供更優越的乘車環境、更優質的乘車服務，而且還能有效緩解打車難題，讓城市公民有機會獲得更幸福的生活體驗——那作為父母官，為什麼反要跳將起來手起刀落呢？即便其存在潛在問題，就可以不問青紅皂白、更無程序可言地一禁了之嗎？從政府的根本職責是為公民謀幸福的角度說，這種高效率的“果斷”不也是一種懶政的體現嗎？甚至，還不止如此。
該禁令最直接的影響，是城市公民獲取幸福的權利受損；而更深遠的影響，則是保護了那些背離市場經濟原則的壟斷利益者；更可怕的，是打擊了那些銳意進取的市場創新者。
既然高調強調創新，乃至將其作為城市精神和立國之本，可怎麼市場化企業在城市裏稍微一創新，就一臉慌張、動輒喊停呢？這種“葉公好龍”式的治理思維，與新一屆黨中央一貫支持創新、重視民生、依法治國的精神相一致嗎？如果中國社會的治理係統，不是全力支持、孵化創新，反而排斥、扼殺創新，未來又怎麼可能發展出支撐和實現民族偉大複興“中國夢”的創新型企業和創新型國家呢？
過年本應多說吉利話，但是麵對公民福祉和民族複興，由不得我們不認真思考。年後的新春時節，我們都有更多要緊的正事要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