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古為新，道行天下
運河申遺
作者：沈嫻
現有世界遺產名錄中的運河均為工業革命時期的水工技術典範，中國大運河作為農業文明時代的水利技術巔峰傑作來申遺，開創了首例。
大運河“申遺”不是中國文化遺產的全部，它蘊含的是中華民族特有的精神價值、思維方式與想象力。這說明文化是發展的意義來源。
中國大運河將申報世界遺產，但大運河究竟包含了哪些內涵，這樣的遺產又有何意義？就這些問題，筆者受《文化交流》雜誌委托、特約采訪了浙江大學跨文化研究所吳宗傑教授，一起探討大運河“申遺”之外的精神核心。
複興中國本土遺產觀
沈嫻（以下簡稱沈）：吳老師，您好。您是《國際遺產研究》雜誌編委會常委，今年5月出席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杭州舉辦的“文化：可持續發展的關鍵”國際會議，並參與修改了《杭州宣言》。請您從本次宣言對世界遺產的界定、挖掘與發展的關係，來談談大運河“申遺”。
吳宗傑（以下簡稱吳）：我們在會議之前，就得到了宣言的草稿。中國專家組的任務就是如何使這一以英文為基礎的文件能夠體現某種中國文化思維。這次文件起草，經過各國專家的共同努力，文件中出現了相當有分量的中國話語，在表達發展理念時起到了關鍵作用。比如宣言最後提出的“和而不同”與“以古為新”的全球共識。提出“和而不同”，大家都很快理解並接受。但“以古為新”就得好好闡明了，總的來說就是用先人留下來的文化遺產促進文化的可持續發展。“如將不盡，與古為新”—在中國，不同時代的創新，都是通過重新解讀先賢留下來的經典，來啟迪變革的目的。中國人用“人心不古”來說明世風日下，“古”被賦予了崇高的道德意義。它是理想，是源頭活水。
大運河之“道”
沈：吳老師，中國大運河申報世界遺產，有一定的困難和障礙。首先，現有世界遺產名錄中的運河均為工業革命時期的水工技術典範，大運河作為農業文明時代的水利技術巔峰傑作，開創了首例，但國外學界是否接受？第二，是遺產性質界定的問題：由於曆史悠久，大運河既包括仍在使用與發揮作用的構築物與建築物，也包括廢棄和掩埋的遺跡與遺物，還有流經各地的政治、經濟、文化與景觀特色，像這樣的複合型遺產，到底申報哪一種或哪幾種遺產類型成為難題。有人質疑，現在聯合國的遺產類型，到底能不能概括大運河的豐富內涵。
吳：西方傳統的遺產觀，包括你剛才說的遺產類型，都是圍繞著“物”的分類觀來展開的。中國古代的遺產觀以“人”為本，注重精神遺產遠大於物質遺產。如果以“人”為出發點來認識和建構大運河的文化遺產，就不會有方枘圓鑿之感，也可以把大運河遺產的各個方麵貫通起來。
沈：大運河是線性文化遺產，曆史悠久，運程迢遙，大量遺產點之間有聯係有變化，時空跨度很大，所處地域環境和具有的文化價值各不相同，很難找到一個統領的文化特征。比如說絲綢之路，老百姓都知道它是溝通中西方的橋梁；而說起大運河，大家就說不出個所以然來。您覺得大運河作為文化遺產有沒有核心價值？
吳：覺得沒有（文化核心價值），是因為大家都從物質出發。要找尋大運河的遺產意義，可以參考《詩經》裏的“周道”，它超越物流的概念，把它看做是一條“德”流動的通道。“周道”指王道政治，坦蕩通達，這上麵的“物流”體現的是周之德政。“道”物質上是指道路，非物質上是指“德”之流動，繼而成為理想政治的化身。
沈：您的意思說，運河是道路的一種，它幾千年來改善了中國的民生，促進了文化融合，鞏固了政治，正契合了“道”之立德、立功、立言的含義。這讓我想起了大禹治水。禹順應自然規律，以“導”的方式化解了水患。“道”在古代中國也有“導”的意思。所以是不是可以說中國最早的道，就是與水有關，而大運河的開鑿，本身也是順天命而為，貫通了五大水係，才得以沿用至今。大運河承載的是天命以及順應天命的德政？就像皮日休所說：“若無水殿龍舟事，共禹論功不較多。”
吳：可以這麼說。貫通南北的大運河搭建了中央與地方“禮行天下”的溝通渠道，乾隆沿運河六下江南，學的是“先王省方問俗、觀民設教”的禮製思想，通過巡遊解決各地的政治、經濟問題。再舉個例子，貢品經大運河運到京城。貢品製度從本質說，是跨越地理空間的禮義表達。大運河上流動著的人與物，以及兩岸相關的各種安排，不能簡單理解為促進經濟發展的物資運輸，而是政令與禮製涵義的流動。此外，大運河的建造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在很長一段曆史時間裏是一種自然“疏導”，一種因勢利導、因地製宜的文化表述。
超越物流，以古為新
沈：吳老師，中國大運河“申遺”實際操作中的最大問題是遺跡的缺失，留存的成片曆史街區幾乎沒有，比如“春風又綠江南岸”的瓜洲古渡，隻留存顯赫的聲名。當我們草擬申遺報告時，就會發現文獻與景觀記錄可借鑒的真實環境存量明顯不足，這是否會導致對申報對象的隨意再造，甚至偽造？應該怎樣避免此類事情的產生？
吳：這類問題確實可能存在。像這次教科文組織的會議就很好，各國將遺產開發與利用中的心得與問題分塊交流，達成共識。類似的溝通就可以指導大運河“申遺”工作，以各地表現出來的多樣化，凝聚成文化共識，物質與精神、過去與現在之間的界線不明確的東西，我們應該運用中國古人的遺產觀，來加以複活、表現，並能“經世濟用”。也就是“如將不盡，與古為新”。比如，在申報遺產點的時候，我們強調的不必是建築學、考古學意義上的工藝與技術，而要上升到與這些遺跡相關的具體的人與事。
沈：那我們的遺產觀就能解決大運河曆史遺跡缺失的問題嗎？
吳：中國文化沒有遺產的概念，但以古達今的思想無所不在。當年我們挖掘衢州水亭門文化遺產時，把建築當作承載人與事的空間，以此為基礎進行遺產研究，各個遺址就能構成一幅全麵的文化遺產動態圖景，就像司馬遷的《史記》，各個部分從不同側麵對同一事件具有互證性。
沈：現在國人對“申遺”都抱著莫大的熱情，其中一個主要原因是：隨著國家的繁榮強大，中國人開始越來越需要外界認同。如果“申遺”成功，大家會覺得世界開始接受並理解博大精深的中國文化。但“申遺”以後呢？除了這個結果本身，還有什麼影響？
吳：說到“申遺”的後續價值，許多人會想到旅遊業與懷舊情調，還有就是民族自豪感。這都是遺產的現代性特征，但這不是中國文化遺產的全部價值，它蘊含的是中華民族特有的精神價值、思維方式與想象力。我們可以用中國史學觀重新定義“原真性”。“以古為新”就是用原真的曆史話語對遺產當下意義進行建構，帶著對當下的道德關懷，這就是大運河遺產意義所在。遺產申報其實是一種跨文化對話和理解的過程，既要充分領悟中國本土的文化觀，又要全麵認識西方的遺產話語，既要理解古人的事跡與思想，又要把握好當下人的困惑與訴求。《杭州宣言》中有“文化是經濟發展的動力與資源”的表述，我們建議加入了“文化還是發展的意義來源”這一層意思。文化是曆史的積累。由此，大運河作為文化遺產應該能為今天發展高速公路、航空、高鐵等提供重要的文化啟迪，一種與過去幾十年不同的發展與創新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