⑶國民黨當局的新聞專製統治進一步強化
麵臨崩潰結局的國民黨，並沒有因為戰局的
急轉直下而停止殘暴的新聞獨裁。1948年5月18日，國民黨政府公布了《維持社會秩序臨時辦法》六條，規定：嚴禁10人以上的請願和一切罷工、罷課和遊行示威活動，如遇此類事件發生，各地軍警在必要時可以采取“緊急處置”手段。同時，再也不允許任何報刊宣傳與自己不同的任何觀點，即便是有過密切關係的《大公報》也不例外，如果與此相反，不論是中共報刊還是民主黨派報刊一律被封閉。報業受到嚴重摧殘，一切敢於批評國民黨的民營報刊都被查封，一批進步的新聞工作者遭捕殺。
2、國民黨新聞事業在大陸的徹底瓦解
⑴國民黨新聞機構被人民政權接替
1949年初，隨著人民解放戰爭的節節推進，國民黨新聞事業迅速在大陸被接替。除極少數人員及部分器材撤至台灣、香港以外，國民黨各類新聞機構均被人民解放軍軍事管製委員會接收。中國國民黨新聞事業在大陸徹底瓦解。
⑵國民黨主要新聞機構先後遷至台灣
在“無可奈何花落去”的曆史洪流中，國民黨的主要新聞機構《中央日報》、中央通訊社、中央廣播電台等按照國民黨指示，於1948年至1949年間先後遷至台灣。在台灣，國民黨當局對新聞事業嚴加控製，實行了長達30年的“報禁”，直至1988年解除“報禁”。
思考題
1、國民黨統治時期的新聞發展處於一種怎麼樣的狀態？最有影響的報紙是哪一份？為什麼？
２、國民黨新聞機構什麼時候撤離大陸、前往台灣？為什麼？
第六節 現代民營新聞事業的艱難發展
中國現代民營新聞事業的發展與現代的政治、經濟等時代環境息息相關。中華民國成立之初所製定的自由新聞體製備受扭曲，但形式仍然保持著，這使民營新聞事業的發展有了一定的依據。但是，現代中國社會民族危機的加劇、連年的戰爭，又給民營新聞事業造成不斷的衝擊；國民黨的專製統治，也製約著民營新聞事業的壯大。現代民營新聞事業雖然生存、發展，但舉步維艱。
一、五四新文化運動和民營新聞事業的發展
1、五四新文化運動為民營新聞事業的發展提供理論指導
五四新文化運動在對封建思想造成衝擊的同時，帶來了思想的解放、新思想的傳播、新聞理念的引進和革新，這些都為民營新聞事業的發展提供了理論指導。
２、繁榮的城市經濟為民營新聞事業的發展提供了經濟保障
一戰以後，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以及城市經濟的繁榮，又為民營新聞事業提供了可資發展壯大的經濟保障。所有這些，使得現代民營新聞事業獲得了一定的發展空間，中國曆史上的民營大報及名報人在這一時期也隨之出現。
3、五四新文化運動以後民營新聞事業的長足發展
⑴大報的崛起和報業托拉斯的出現 上海的《申報》和《新聞報》 這是兩家老牌的中文
報紙。到1930年，兩報的銷量均突破10萬份，達到15萬份（《新聞報》）和14.8萬份（《申報》），成為當時中國銷量最高的日報。
⑵北方有影響的大報的崛起 在北方，有影響的大報也開始崛起：天津的《大公報》開始續刊；北京的《世界晚報》、《世界畫報》；邵飄萍的《京報》、林白水的《社會日報》也在這一時期出現。
⑶上海“四社”的逐步形成 上海“四社”也在這一時期逐步形成。“四社”是由一位名叫張竹平的組建的，由《時事新報》、《大晚報》、《大陸報》和申時電訊社共同組成的聯合辦事處的簡稱。
● 張竹平 （1886—1944），江蘇太倉人，畢業於上海聖約翰大學，約1914年進申報館工
作，任經理。期間，他為報紙的廣告發行等工作出謀劃策，在《申報》的發展過程中起過重要作用。但他不甘長期寄人籬下，1924年他利用申報的通訊印刷設備組織電訊社，進行非正式發稿；1928年正式建立申時電訊社，並於是年冬天，與人合股買下《時事新報》。這使他和史量才之間產生了矛盾。1930年，張竹平離開了《申報》，獨立開展自己的事業。1931年，他又與人合股買下英文《大陸報》。1932年，再與人合辦《大晚報》。至此，張竹平的三報一社聯合體成立。
● “四社”成立的意義
“四社”的成立，在當時的新聞界造成很大影響，被看成是“報業托拉斯”。但實際上“四社”僅是業務上的聯係，不是資本的聯合；張竹平獨資的也僅是申時電訊社，其他三張報紙張竹平擁有的股份都不超過三分之一。所以，它僅僅隻是一個報團的雛形。
⑷小報的熱潮 小報大量湧現 麵向市民階層的小報在這一時期大量湧現，著也是民營
報業發展的重要標誌之一。從1926年到1931年共出版有700多種。
在這一時期中，最有代表性的小報是上海的“四大金剛”：《晶報》、《金剛鑽》、《福爾摩斯》和《羅賓漢》。這些小報的出現，反映了當時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都市生活百態，也是形成民營報業發展的一道景觀。
黃色小報也隨之而起 寬鬆的辦報環境，使得魚龍混雜的各色報紙紛紛出現，黃色小報在其中數量較多。
二、抗戰前後國統區民營新聞事業的震蕩與變化
“九一八”事變以後，隨著民族危機的到來，國人開始全民參與抗日救亡運動，抗日救亡浪潮一浪高過一浪。民族危機的加重也震蕩著新聞界，一方麵救亡報刊大量湧現，一方麵，民營報業出現了明顯的分化：有呼籲抗日並揭露國民黨的不抵抗主義的，如《申報》；也有在宣傳抗日的同時表現出親蔣的，如《大公報》。各地救亡團體也出版了一批抗日報刊。在抗日救亡高潮中，一些有思想的報人開始積極探索，尋求解救中國命運的道路。他們的新聞報道，在當時的國統區以及中國新聞史上都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１、範長江和《大公報》
⑴範長江
1909年～1970年，原名範希天，四川省內江縣人，著名新聞記者、新聞學家。1939年，他參加了中國共產黨，1942年後赴延安，走上新聞工作的領導崗位，先後擔任過新華日報社華中版社長、華中新聞專科學校校長、新華通訊社“四大隊”隊長、新華社副社長等職。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曆任新華通訊社總編輯，新聞總署副署長、人民日報社社長、解放日報社社長，國家科委副主任等職，1970年10月在文革中不幸逝世。
⑵範長江的新聞活動
1935年7月，以《大公報》特約通訊員的身份，開始他的西北地區考察采訪的。曆時10個月，行程6000餘公裏，采訪了川、陝、甘、青、寧等省區的48個縣市，撰寫了大量的通訊報道。他報道了很多鮮為人知的新聞材料，反映了西北地區吏治的黑暗和人民的貧窮，還公開報道了中國紅軍二萬五千裏長征的行蹤和影響。他的通訊在《大公報》陸續發表後，引起轟動。不久，他的這些通訊彙集成《中國的西北角》一書正式出版，半年內連印7次，範長江一舉成名，隨後，他成為《大公報》的正式記者。
1936年12月西安事變以後，範長江又赴延安采訪，成為當時國統區進入延安采訪的第一個中國記者。範長江得以采訪了毛澤東。此後，範長江的思想發生了深刻的變化。抗戰爆發後，範長江采寫了大量的戰地通訊。
⑶範長江的代表作以及對中國新聞事業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