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緒論
隻要你知道去哪裏，全世界都會為你讓路。（這句話源自於一則電視廣告，我記不清是什麼廣告了，用它作為開篇導語，是因為它和我在整個研究中的感覺多有契合之處。正是這句話激勵著我，走自己的路，寫自己的文章。）
——摘自一則電視廣告
其實地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摘自魯迅的《故鄉》
1.1 研究緣起和背景闡釋
1.1.1 旅遊體驗理論的興起與發展
旅遊體驗研究興起於20世紀60年代，一直延續至今，目前已經成為旅遊研究中最為令人關注和興奮的領域之一。布斯汀（Boostin）是第一位關注旅遊體驗的學者。作為一位曆史學家，布斯汀用史學思維審視現代社會，指出現代人實際上生活在“虛幻”和“假象”之中，而現代旅遊業則成了闡述其觀點的最好例證。在他看來，旅遊是一種失常現象，是一種時代的病症，現代旅遊者並沒有體驗到真正的“真實”，而是旅行在大量的“虛假事件”中。
布斯汀的“虛假事件論”難免有失偏頗之處。對此，麥克奈爾（MacCannell）尖銳地指出：布斯汀的觀點實際上在旅遊者和一些遊記作家中已經是老生常談了，而且布斯汀也沒有考慮到現實生活中的旅遊者在動機、行為和體驗上可能存在的差別，隻是刻畫了他眼中的旅遊者的總體特征。在麥克奈爾看來，旅遊者體現了對真實性（真實性的英文為Authenticity，也有學者將其翻譯為本真性，二者是一致的。）的追求，這種追求代表了人類普遍的對於神聖的關心。現代人正是被這種“真實性”所吸引才選擇外出旅遊的。他強調說，現代人並未在目的地的前台發現“真實性”，而是在“後台”找到了。旅遊者深入到“後台”，去觀察東道社會的內部運作及其習俗，才能獲得真實性體驗。盡管麥克奈爾毫不留情地批判了布斯汀，但他自己也犯了一個和布斯汀類似的錯誤，即他把對真實性的追求心照不宣地套用在每一個作為個體的現代旅遊者身上，忽視了旅遊者個體和角色之間的差異。
在眾多的學者中，特納（Turner）是比較特殊的。特納對旅遊研究並沒有作出任何直接的貢獻，但他的對於宗教儀式的分析方法對那些從事旅遊和休閑研究的學者起到了很大的啟發作用，特別是他提出的“朝聖模式”對於旅遊體驗研究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巫寧，馬聰玲，陳立平.旅遊社會學縱論\[M\]．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06：151．）在某種程度上，旅遊者就像朝聖者一樣，從一個熟悉之地遷移到遠方，而後又回到熟悉之地。旅遊者心懷敬意，造訪遠方的吸引物，這類似於朝聖者去拜謁“遠方的中心”。與朝聖者不同的是，旅遊者被容許“在遠方”嬉戲，能做一些“不嚴肅”的事情。據此，一些學者認為旅遊者的行為可以用特納的“過渡狀態”，特別是用來描述“遠方的中心”的“類過渡狀態”加以解釋。旅遊者並不是麥克奈爾所說的嚴肅追求真實的人，也不是布斯汀所認為的可欺騙的膚淺的弱智者。更確切地說，正是過渡狀態中的嬉戲性質，才使得旅遊者能夠得到對於生存狀態或社會本質的有價值的補償性體驗。這一點恰如瓦格納（Wagner）所言：“在心理和存在的層麵上，失去了準則的生活……可以將個體從它自身社會的正式結構所帶來的壓力和痛苦中解放出來，給他恢複的機會，使他內在的自我重新活躍起來，甚至使他能以愉快的心情回去……回去工作。”
科恩（Cohen）是著名的旅遊社會學家，他最早從現象學角度審視旅遊體驗。在1979年發表的《旅遊體驗的現象學》一文中，科恩集中地討論了旅遊體驗模式（the
modes of tourist
experience）。在他看來，旅遊者的角色是多元的，必須建立起旅遊者角色的分類體係，由此，科恩打破了布斯汀所描繪的統一的旅遊者形象。科恩認為，對於每一個旅遊者來說，他們所感興趣的各種新異的文化景觀、社會生活以及自然環境都具有不同的意義。由此，他把旅遊體驗劃分為五種主要模式：娛樂模式（recreational
mode）、轉移模式（the diversionary mode）、體驗模式（the experiential mode）、實驗模式（the
experimental mode）和存在模式（the existential mode）。
受西方旅遊研究的影響，國內學者也在20世紀90年代開始關注旅遊體驗研究。其中，謝彥君是國內最早涉及這一領域的學者之一，開創了國內旅遊體驗研究之先河。在其博士論文《旅遊體驗研究——一種現象學視角的探討》中，他對旅遊體驗進行了係統而深入的探討，從現象學的視角出發，提出了“旅遊場”與“旅遊世界”兩個具有較強解釋力的概念，並對旅遊體驗的類型進行了係統的理論抽象。（謝彥君.旅遊體驗研究——一種現象學的視角\[D\].東北財經大學博士論文，2005：18-40.）王寧則對旅遊體驗的真實性問題進行了深入研究，提出旅遊體驗的真實性主要從客觀性真實（Objective
Authenticity）、建構性真實（Constructive Authenticity）和存在性真實（Existential
Authenticity）三個層麵加以闡釋。王寧的觀點受到了旅遊社會學和旅遊人類學研究的重視，被認為是對麥克奈爾的旅遊體驗真實性理論的深化與拓展。
從某種意義上看，學者們對旅遊體驗的關注從根本上源於旅遊基礎研究的薄弱與滯後。從西方旅遊研究的發展曆程來看，盡管旅遊研究已經走過了近百年的曆程，但對旅遊現象的認識還比較膚淺，一些基本的問題尚未得到澄清，也沒有形成係統的理論體係，這也正恰恰反映出旅遊作為一種多元化社會現象的複雜性以及人們對旅遊現象認識之艱難。而旅遊研究要取得根本性的突破，關鍵取決於如何為這種多元化的社會現象建構一個硬核，從而能將其與其他社會現象剝離開來。對此，從旅遊體驗所具有的種種特征和潛質來看，旅遊體驗已經具有成為旅遊現象硬核的種種可能性，甚至在事實上已經成為旅遊現象的硬核，並承擔著建構旅遊基礎理論平台的功能。換言之，旅遊體驗研究已經成為構建旅遊學學科範疇和體係的一個平台，對於旅遊基礎理論研究的突破和發展具有特殊的意義和價值。
1.1.2 走向自助的旅遊時代
傳統意義上的自助旅遊可追溯到17至18世紀的歐洲的大巡遊（Grand
Tour），當時許多青年貴族打著“遍遊歐洲大陸”的口號在歐洲大陸遊學。現代意義上的自助遊是從20世紀70年代以後才得到廣泛使用的，其背景是自助旅遊市場的成熟和發展。從整個西方旅遊發展的變化來看，有組織的、團隊性的旅遊方式正被所謂的“背包旅遊”（Package
Tourism）所取代。也就是說，小規模的、家庭式的、自助式的、背包式的旅遊形式大量出現，成為旅遊發展趨勢或潮流。國內旅遊市場的發展也朝這一方向發展，散客市場持續擴大而團隊市場持續縮小；遊客越來越選擇個性化定製的旅遊產品而非標準化產品，減少購買整體旅遊產品而增加購買單項旅遊產品自己組裝。可以說，目前人們越來越青睞於自助遊，未來的旅遊市場將是一個自助遊的時代。
從體驗研究的角度來看，自助旅遊者所獲得的體驗通常比團隊旅遊者更加豐富，因而對於旅遊體驗研究更具有價值。科恩曾從體驗的角度對旅遊者進行了分類，提出了四種類型的旅遊者，分別是團隊大眾旅遊者（the
organized mass tourist）、個人大眾旅遊者（the individual mass
tourist）、探索者（explorer）和漂流者（drifter）。其中，前兩者被稱為製度化的旅遊形式，後兩者為非製度化的旅遊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