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特稿
作者：張曙光
一、 引言
在今年的“兩會”上，政府許諾，今年要建設1000萬套保障性廉租住房，“十二五”期間規劃建設3500萬套。兩會代表歡呼雀躍，報以熱烈的掌聲，各大媒體也紛紛報道，表示支持。筆者一方麵高興，認為這是一件好事。它表明政府已經明確意識到，提供保障性廉租房是政府職責，把它列入了政府的目標和任務之中。這是房地產政策的一項重大調整；另一方麵，從現有事態的發展來看，此事也不無令人擔憂。
擔憂之一是，政府通過壟斷保障性廉租住房市場，進一步擴張自己控製社會經濟生活的實力。
擔憂之二是，政府提供保障性廉租住房的目標能否實現，還是一個需要進一步觀察的問題。
擔憂之三是，通過城中村改造來解決保障性住房，其結果是與民爭利。
這就提出了一個重大的問題，政府到底應當怎樣提供公共保障服務，或者說，到底應當怎樣來觀察和看待政府行為？
二、判斷政府行為的標準
中國各級政府的門口都掛著“某某人民政府”的大牌子，也寫有“為人民服務”，“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的大標語，然而，僅憑這些標語、口號是無法判斷政府及其官員行為的。因為它僅僅是一個口號，而不是一個可以執行和檢驗的行為標準。我們的政府官員哪一個不說他是為人民服務的，但是事實如何？遠的不說，最近被審查的鐵道部部長劉誌軍及其同夥、那個與本人同名的總工程師張曙光，他們到底是為人民服務，還是為他們自己及一小撮人服務，難道還不清楚嗎？他們身體力行的是，立黨為私，執政為利。
其實，判斷政府行為是否合理的一個重要界限和標準是，政府是與民爭利，還是讓利於民。如果是與民爭利，那就是劉誌軍一夥，與強盜、黑幫無異。他們不僅是與民爭利，而且從老百姓口袋中搶錢，哪有讓利之說；如果是讓利於民，還權於民，那就是真正的人民政府為人民。這裏沒有什麼既不爭利又不讓利的中間地帶。據此而論，政府除了合理的稅收和恰當的轉移支付，不能采用其他手段參與收入的再分配。
之所以“與民爭利還是讓利於民”能成為判斷政府行為的一個基本標準，原因就在於，與民爭利是無限的，而讓利於民是有限的。政府要與民爭利，就會無限擴張，“獅子大張口”，手伸得很長，無法約束，無法製止，官員也會貪得無厭，欲壑難填，腐敗成性，前赴後繼，以至搞得民不聊生，政府垮台。這在曆史上不乏其例。而讓利於民則是有限度的，不可能讓到政府一無所有，官員無以生存。相反，在現代社會，政府是一個不可或缺的重要機構。政府要生存，要提供公共服務，就要掌握一定的財力，它的規模以滿足政府提供公共服務的需要為限，且有一個合理標準，經濟學上有最優稅率一說。足見這是有根據的。
如果此說成立，那麼，判斷政府行為的一個具體標準就是，政府的稅收和收入要與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務相適應或者相對等。從目前中國的情況來看，政府收入遠大於政府提供的服務，政府的很大一部分收入的支出沒有用在提供公共服務上，而是用在了其他方麵，通過各種途徑，變成少數既得利益者的財富，至於揮霍浪費，諸如“三公”消費之類，就不用講了，單是政府吃喝一項，一年就達6000多億，而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務在很多方麵仍然缺乏。比如，在產權保護方麵，至今仍然沒有一套嚴格執行的製度規則，很多仍以官員講話為準，說變就變，產權仍然不是一個製度變量，而是一個政策變量，甚至政府官員直接侵犯私人產權，發生強征、強拆、強建之類的事情。
不僅如此。政府占有的資源和收入已經不少，但是，政府仍然認為自己的收入不足。目前，稅收占GDP的比例為20.9％，並不算高，但全口徑的政府收入占GDP的比例達32.2％，已相當高。然而，不久前，國家稅務總局局長肖捷著文說，目前的政府收入占比不高，政府收入滿足不了提供公共產品的需要，要隨著經濟的發展逐步提高政府收入的比重。根據複旦大學教授韋森的計算，現在政府稅收8萬多億元，全國13億人口人均納稅6200元，而去年農民的人均收入是5919元，低於人均納稅水平。我們不知道政府收入（包括預算收入和預算外收入）多少為合適，能否為政府收入規定一個最高界限，嚴格監督，不許超過。
從政府提供公共服務的方式來看，也可以找到一個界限和標準。全部社會產品大致分為三類：公共產品、私人產品、半公半私產品。純公共產品由政府提供，軍隊警察當然不能由私人來辦。如果這類產品政府供給不足，出現黑社會勢力，這隻能說明政府無能，因為政府供給不足，才有黑社會替代供給；如果政府供給充足，黑社會也沒有活動的餘地。私人產品由市場供給，也不成問題。問題就出在半公共半私人產品方麵。
從社會經濟發展的趨勢來看，一方麵，隨著科學技術的進步和組織製度的創新，自然壟斷的內容和範圍在縮小，競爭的內容和範圍在擴展，過去作為自然壟斷的領域也出現了競爭性，政府在退出，市場在擴展。比如，路網具有壟斷性，可由政府和國有企業供給，但運輸和網上服務則可以由私人企業和市場提供。另一方麵，隨著社會的分化和社會生活的複雜多樣化，政府的公共職能也在擴大，過去一些完全的私人產品，其一部分也帶有某種公共服務的性質。保障性廉租房的情況就是如此。因為，住房本是私人產品，但保障性廉租房則具有平等的性質和社會穩定的功能，因此，提供保障性廉租住房也就成為政府的職能和責任之一。
盡管政府今年計劃新建1000萬套保障性廉租房，但從供求兩個方麵都存在一些問題。從需求方麵來看，政府隻考慮了城市中無房和缺房的貧困人口，而沒有把進城的農民工和剛畢業留城的大學生考慮在內；從供給方麵來看，國有房地產企業並未承擔起保障性廉租房的建設任務，他們的全部力量仍然集中在土地市場上炒地皮，高檔商品房市場上炒房價。這是與政府的職責和承諾背道而馳的。
三、廉租房的市場供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