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客留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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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孝平（浙江桐鄉）
讀完《雜文月刊》6月下的文章《獨立精神：“匹夫不可奪誌”》，我想到了清末和民國時期的幾位報人。知識分子是一個社會中信仰最為虔誠、最為堅定的一群人。那個戰亂年代，報人懷抱“言論報國”之誌，開報館、辦報紙、印雜誌，以筆為劍，激揚文字，與國民黨反動派、帝國主義及一切舊勢力作堅決鬥爭，為爭取民主獨立的光明前途揮灑青春、拋灑熱血，留下一個個令人感佩的鮮活事例。
1902年，梁啟超發表《敬告我同業諸君》，提出“監督政府、國民向導”是報館兩大天職。
1924年，成舍我創辦《世界晚報》，後又創《世界日報》、《民生報》，秉持超黨派辦報之理念，提出不黨不偏、不受津貼的言論和公正、不畏強暴的原則。
1926年，張季鸞掌大公報，他堅持批評，保持知識分子的獨立，被譽為“報業宗師”。
王芸生為大公報第二代總編輯，麵對國民政府許以的厚祿，斷然拒絕。大公報記者被捕，他致電上海市長吳國楨，扔下“今晚不放人，明天就見報”的擲地之聲，表現出文人的浩然正氣。
1926年，鄒韜奮主編《生活周刊》，提出獨立精神是本刊生命所依托的唯一的要素，他在《國事緊張中的言論自由》中說，所謂言論自由就新聞業的觀點來看，最簡單的是真實的消息要讓民眾看得到，正確的評論要讓民眾聽得到。
他們是那個時代的先覺者和風流人物，身逢亂世、顛沛流離、曆盡劫難，卻在政治軍事鬥爭中的夾縫中，看到並抓住了一束光線，為這個受難的民族打開了一扇光明之窗。他們激情洋溢，熱情激蕩，以個人頑強毅力、矢誌不移的決心和超凡出眾的才華為這個多難民族的解放獨立民主奮鬥不息。
今天，王芸生、鄒韜奮們連同他們的報紙都已隨風而逝。今天，我們更加懷念那些報人，懷念他們誓死捍衛言論自由、報業尊嚴的品格和勇氣。在那個戰火紛飛、人或為刀俎的年代，他們對高官厚祿不屑一顧，蔑視權貴，他們秉持的精神、留下的風範、開創的道路，光耀曆史的進程，成為中國知識分子的楷模。
沒有一個時代不需要思想者的醫治，沒有一個社會不需要批評者的堅持，沒有一個民族不需要脊梁的支撐。他們就是這樣的思想者、批評者、支撐者。在今天這個物質化的天空中，我們特別而格外地懷念起那些知識分子，懷念由他們構成的當時的中國言論界。
張山壽（河北保定）
《雜文月刊》5月下轉發了孫少山先生的大文《發瘋》。文中說，日本人曾經發瘋，德國人曾經發瘋，中國人也曾經發瘋（大躍進、文革）。大手筆，十分深沉雋永，讀了又讀，受益匪淺。但結尾部分總覺得沒有把話說到底處。該文寫道：“個體發瘋不奇怪，集體發瘋讓人不解；發瘋而渾然不覺讓人可怕，未來如何發瘋而無法預測更可怕。”建議增續下麵的句子——當集體發瘋被當作一個國家民族的“隱私”避免人們提起、希望人們忘掉就更更可怕。
劉天明（山西長治）
六月號《雜文月刊》文摘版，《直麵人生》欄目中的《郭文貴們的生意》、《殺母自殺扯開的社會之傷》、《善待外來的城市建設者》、《誰抹殺了“讀書改變命運”》等四篇文章就像四名提琴手，在指揮棒的指揮下，奏響了各色人等命運四重奏。
《郭文貴們的生意經》的演奏者用明快的節奏，用音符刻畫一群庸官，在上帝郭文貴麵前官不聊生的醜態。《殺母自殺扯開的社會之傷》的演奏者用琴弓親吻著琴弦，用舒緩的節奏演奏著一曲悲愴奏鳴曲，為三代人兩個母親的不幸鳴不平，為兩個去天堂的母親演奏一曲安魂曲。《善待外來的城市建設者》的演奏者音符飛出的是：愛的呼喚，給那些外來的務工者，一間有燈的小屋；給那些外來的務工者做人的尊嚴。《誰抹殺了“讀書改變命運”》的演奏者用琴弓和琴弦對話曲調，發出天問——誰抹殺了“讀書改變命運”，那些沒有“爹”可拚的窮孩子的命運？誰？誰？誰？……
命運四重奏的“演出”是成功的，但是她的社會作用能有多大呢？……
楊孔翔（山東曲阜）
拜讀鮑鵬山的文章《知識是力量，良知才是方向》（《雜文月刊》2015年6月下），有一種振聾發聵的感覺，我們從小到大對於“知識就是力量”這個千錘百煉的哲理似乎很熟悉不過了，人們在知識的海洋裏汲取著無窮無盡的營養，並通過知識改變命運。
然而現今情況下，人們對於知識的認知太重於知道了，離奇八卦的事情、明星的隱私醜聞、無聊至極的生活瑣事……作者在說明了知識的巨大作用後也明確指出了其局限性，進而關注了一個令人忽視的良知問題，沒有良知的方向，知識也會非常可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