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新移民的“中產焦慮”
民生民意
作者：仇立平
最近幾年來，有不少人產生所謂的焦慮感。窮人有窮人的焦慮，富人有富人的焦慮；老人有老人的焦慮，孩子有孩子的焦慮；群眾有群眾的焦慮，官員有官員的焦慮；當然依靠自身努力成為城市中產階級一員的新移民更有不同的焦慮。
社會素描：城市中產階級的焦慮
剛富裕起來的城市中產階層，產生的焦慮可能更多。他們中的大多數來自底層社會，在改革開放的過程中，依靠個人努力，改變了原來貧困的狀況，過上了比較體麵的生活。他們的焦慮主要是兩個：第一，能不能保住已經獲得的社會地位。一方麵他們要在市場化過度競爭的環境下，承受巨大的工作壓力和強度；另一方麵，國家在上世紀90年代開啟的住房、醫療、教育等領域的市場化改革，使他們麵臨新“三座大山”的“壓迫”。因此，城市中產階層難免階層下移的焦慮，即淪落為“下流階層”。第二，即使勉強保住自己已經獲得社會地位，他們的另外一個焦慮是，下一代能不能像他們一樣過上體麵的生活，繼續成為中產階級的一員？於是在我們這樣一個“崇尚”教育的社會裏，家庭中“悠悠萬事，唯此為大”的事情就是子女的教育。雖然很多人都明白，這樣的教育十分不合理，甚至是很殘酷的，但是在“不讓孩子輸在起跑線上”的理念下，大家都不得不紛紛竭力投入於一件被認為是錯誤的事情中。
未成年人教育的焦慮不僅存在於城市中產階級，實際上已經成為整個城市的焦慮，幾乎所有的家庭隻要有未成年孩子，哪怕是剛剛成立的家庭，都會將子女未來的教育作為家庭最重要的決策和大事。
深層分析：社會階層流動的狀態導致地位焦慮
改革開放以後，不同階層的生活水平或多或少都得到了提高或改善，因此這些普遍性焦慮被“美好”地稱為“成長的煩惱”，但是與普遍焦慮相伴隨的就是普遍的不安全感。社會因此變得非常浮躁，就如處在青春期的青年。如何正確認知這些焦慮應該是每個人應該麵對的問題。我們這個古老的國家在奔向現代化過程中不得不經曆的“青春期”裏，如何盡可能將青春期可能發生的“逆反心理”降低到最低程度？
首先，如何看待所謂的“地位焦慮”。每個人都希望能夠保住已經獲得社會地位，並且希望還能更上一層樓，這是人之常情，因為地位越高獲得的資源也越多，生活水平越高。但是高階層社會地位本身就是一種“稀缺資源”，不可能無限供給。因此，地位上升總是有限的，而且階層地位越高，上升越難，會受到各種製度性障礙的約束。有些學者將此稱為“社會固化”或“社會定型”，即因為製度的不合理壓縮了了人們的自由流動空間，最為典型的就是戶籍製度以及附加於戶籍的各種社會保障或福利，比如教育資源等。而另外一種觀點將此現象稱為社會階層的生產與再生產，即社會階層分化更多地呈現出階層的自我複製，隻有少數人才有可能從原來的階層中脫穎而出，一步一步慢慢地上升，並且需要幾代人的努力，才有可能上升到更高的階層。
其實，社會階層流動存在兩種模式，即跨階層流動或長距離流動和台階式（漸進式）流動或短距離流動。當代中國社會流動到底處在哪種狀態，取決於當代中國社會處在哪個階段，即如韋伯所說的，是處在技術革命或製度革命階段，還是處在財富分配模式相對穩定的階段。隻有在技術革命或製度革命階段，才有可能產生大規模的跨階層或長距離流動，在財富分配模式相對穩定的階段，社會流動是漸進的或短距離的。從新中國建立之後到上世紀80年代，中國社會一直處在製度革命階段，因此社會流動的主要特征是跨階層或長距離流動。但是，自十六大提出要建立按生產要素分配製度後，雖然我國的分配製度存在很多問題，還存在兩極分化的情況，但總體上已經開始進入財富分配相對穩定的階段，或者說進入常態社會的階段，社會流動自然就進入短距離或台階式流動，即社會階層的生產與再生產。雖然，社會流動還存在不合理的製度性障礙，但即使得到改變，社會流動已經不可能回複到製度革命時代的跨階層流動。即使如美國這樣的社會，在布迪厄看來還是屬於社會階層的生產與再生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