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腐永遠在路上
學術·社會
作者：馬勇
兩千多年前，“亞聖”孟子對人性有一個美好期許，以為每一個人都有棄惡從善的天資，“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孟子·告子上》）
對於孟子的善良，同時代的荀子很不以為然，以為孟子太傻太天真，“是不及知人之性，而不察乎人之性偽之分者也。凡性者，天之就也，不可學，不可事”。（《荀子·性惡》）
在荀子看來，性是惡的，偽是善的。要讓人棄惡從善，一方麵需要禮儀教化，化性起偽；另一方麵需要規則，需要懲處，需要在製度層麵給予約束，限製人性向惡的方向發展。
孟荀兩家爭論了兩千年，各有優長，各有信眾，不過人們越來越傾向於認定隻有製度才能遏止人性的貪婪，甚至有時製度也無能無力，因為貪腐、享受是人類的天性，而且貪腐本身又是聰明、智慧對製度的挑戰。從今天的觀點看，貪腐是人類社會永遠不可完全杜絕的現象，反貪腐永遠在路上。請以民國初年為例。
體製性腐敗
理論上說，中華民國建立，是中國曆史上前所未有的新製度，三權分立，“第四權力”即新聞媒體也比較健全，多黨間相互監督，媒體獨立觀察，議員權力豁免，都應讓民初政治有個全新氣象，至少不應延續前清舊時代的劣習。
然而事實上，太陽底下並沒有多少新鮮事。中華民國建立後，雖說在製度建設方麵做了許多工作，製定了一係列法律、規章，對於各種可能的貪腐、瀆職等行為也有預防措施，不過，從實踐層麵說，民國初年袁世凱時代不僅最高權力缺少約束，而且各種法律、規章，也隻是條文，整個官場的腐敗並不比前清好多少。
袁世凱確實具有立憲的理念，也一度對共和比較認同，他個人對金錢似乎並不看得那樣重，也不是想象中的那樣貪婪。但是，由於袁世凱在政治上一直擁有極強的野心，因而也就不可避免地引發民國初年體製性的腐敗，視國家財富為個人，或某個特殊政治團體的私產，予取予求，肆無忌憚。為了達到某些特殊目的，袁世凱不惜動用大量政治性特別經費，用於懷柔、收買，或者政治勾兌。
在袁世凱時代，總統府內設有掌管特別費用支出的軍需處，袁世凱的親信唐在禮擔任處長，所有的支出均由唐在禮一人向袁世凱報告。這個特殊機構繞開了陸軍部、海軍部，甚至很多時候繞開了財政部、政事堂，成為袁世凱直接掌控國家財政的樞紐。
軍需處並不負責海陸各軍日常撥款，其功能隻是負責各項正常撥款之外的那些特別費用，不屬於一般軍事範圍的事務。據唐在禮回憶，軍需處特別費用主要用於兩個方麵。
第一，政治性收買。領取這筆費用的人很多，有袁世凱的新老朋友，更多的是袁世凱的政治對手。這些政治對手一旦不慎通過某個特殊環節領取了這筆費用，便不得不為袁世凱所用。至於軍隊內師旅長以上的骨幹，也是袁世凱刻意籠絡的對象，這是舊官僚培植親信的一般手段，屢試不爽。
第二，各新聞機構采訪、通訊、宣傳等特別費。這也是袁世凱時代政治腐敗最嚴重的地方，能收買的，均被收買，獨立媒體幾乎蕩然無存，“第四權力”在袁世凱時代成了一種無法實現的理想。
軍需處的支付方式也非常特別，一般手續由袁世凱召喚受款人或代表單獨會見，談妥之後拿著袁世凱的親筆紙條，憑紙條找唐在禮兌付。條子上幾乎從不寫明用途，往往僅有極簡單的“發給某某若幹元”字樣。有的寫有支付日期，有的連個日期都不寫。
用於收買政治對手的款項一般都比較大，師旅長一次一兩萬，各省都督、將軍或民政長、巡按使等，大約四五萬的樣子。至於更重要的政治人物，比如楊士琦、龍濟光、蔡乃煌、鄭汝成等，往往一次就要支出四五十萬，甚至上百萬。
對於更大的政治人物，如副總統黎元洪，大學者章太炎、梁啟超等，袁世凱更是不惜代價，一定要讓這些人物為己所用，服服帖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