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誠信”二字的原義是互證的，《說文解字》解為“誠，信也，從言成聲。”“信，誠也。從人言，人言則無不信者。”這個解釋得出這樣的結論：誠、信二字都和人的言語有關。言出於心，“誠信”首先是人的言必由衷，正如《禮記·大學》篇所說：“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其次，“誠信”外化為人的行為，表現在人們所進行的各種活動、處理的各種關係中。從這個意義上講，誠信對於整個社會，應當屬於道德範疇；而對於個體人來說，“誠信”是內在的修為，是自律，而非他律。
我國上古時期，“誠信”先由篤信鬼神的虔誠開始，《左傳》上說：“祝史正辭，信也。”《尚書》上說：“鬼神無常享，享於克誠。”隨著社會的進步與發展，誠信的宗教色彩逐漸淡化，在那種“敬畏”的心理除去之後，誠信的實現常常要加上強製執行的手段。所以，誠信在當今社會，從某種意義上說又是一種法律原則。人們在商品經濟大潮的隨波逐流中既慨歎誠信的缺失，呼喚誠信的回歸，又不知從何處下手。我們暫且不去探究采用什麼樣的手段找回久違的誠信，這是一個很大的係統工程，我們不妨先回顧一下古代先賢們對誠信的認知、評價和教誨，也許對今天的人們有一定啟示。
關於人類誠信的缺失一直是古代先賢哲人們關注的話題，猶以先秦諸子為最，在“禮崩樂壞”的大背景下，他們紛紛發表自己的思想，力圖挽救將傾之道德大廈。雖然諄諄的教誨不能立見奏效，但千百年來思想的代代傳承，誠信觀的構建和理想，卻築就了我們民族的厚重脊梁。在眾多的教誨聲中，孔子的聲音無疑是最具代表性和感召力的。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君臣、父子、兄弟、夫妻、友朋，是被十分看重的人際關係中的“五倫”。在《論語》中，對“五倫”關係中的誠信問題都有所闡述，其中很多內容確立了中華民族兩千多年來的道德規範。
君臣關係既指君王與臣子的關係，也指上下級關係。孔子認為君臣之間應當是禮、忠互動。《論語·八佾》篇有這樣的對話：定公問孔子：“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回答：“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孔子認為，君臣關係的協調首先是君主應該以“禮”來驅使臣子，臣子才能衷心地服事君主，也就是以“禮”換“忠”，君無禮則臣難忠，臣不忠則往往由於君無禮，或者是禮已經過時。這句話的核心含義是：不管是為上的“禮”還是為下的“忠”，都應該是發自內心的誠信。
做人處世以孝悌為本，孝是對父母，悌是對兄長。孔子一貫主張先有孝悌而後生仁義。《論語·學而》篇：有子曰：“孝悌也者，其為仁之本與！”孝悌是家庭和諧的基礎，家庭和諧是社會和諧的基礎，這是一個由孝到忠，由家到國的思路，把家庭視為培養人的最初基地。“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說法由此而來。《為政》篇中還有一則，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把贍養父母和養活狗馬作對比，如果不“敬”，二者還有什麼區別呢？“敬”的本意有兩個：一是約束自己，一是恭敬他人。先約束自己，就是以誠信修身，然後就能恭敬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