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爭責任：日本政府不思悔改七十年
特稿
作者：莫曉
時值抗戰勝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擬於2015年8月中旬發表戰後70年談話。據日媒報道，該談話可能會降級為“個人見解”，而不以“內閣決議”的形式發表，“殖民地統治和侵略”一類詞句或將被回避。消息一出，引發包括中韓在內的各國的強烈回應。
回顧戰後大半個世紀，日本政府在戰爭責任問題上始終曖昧不清，搖擺不定，甚至拒絕悔改認罪，一次次挑戰受害國的忍耐底限——
賊人喊冤
1945年8月15日，日本東京皇宮前，成百上千萬人長跪於此，痛哭流涕。東京各處不時傳來淩亂的槍聲，右翼軍官們紛紛拔槍自殺。就在這一天，日本昭和天皇“玉音放送”《終戰詔書》，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長久被“神國不滅”“武運長遠”“東亞聖戰大捷”蒙蔽的日本國民終於意識到，日本戰敗投降了。
然而，這封《終戰詔書》的說辭，卻足以讓所有被侵略國民眾血脈賁張，憤而拍案：
所以宣戰於英美二國者，實亦出於帝國之自存與東亞之安寧故。至若排他國之主權，侵彼領土等所為本非朕之誌也。
交戰業已四載，朕之百僚有司勵精圖治，朕之一億庶眾克己奉公，各盡最善；但戰局未能好轉，世界大勢亦對我不利，加之，敵方最近使用殘酷之炸彈，頻殺無辜，慘害所及，真未可逆料。如仍繼續交戰，則不僅導致我民族之滅亡，並將破壞人類之文明。如此，則朕將何以保全億兆之赤子，陳謝於皇祖皇宗之神靈。此朕所以飭帝國政府接受聯合公告者也。
不見“戰敗”“投降”的字眼，沒有道歉、懺悔的表述，一場蹂躪了包括中國在內的大片土地、屠殺千百萬人的侵略戰爭，被狡辯為日本“自存”與反抗歐洲白人統治以保東亞“安寧”的“正義之戰”。詔書將“施害”說成“受害”，強烈抗議世界各國反抗日本法西斯的行為“頻殺無辜，慘害所及”，而對侵略中國的滔天罪行，竟不置一詞。
此種賊人喊冤的行徑，是日本軍政界駕輕就熟的。早在戰爭結束前夕，日本政府就“惡人先告狀”，為推卸戰爭責任埋下伏筆。1945年8月10日，日本政府 “理直氣壯”地譴責美軍投擲原子彈違反“海牙公約”，而無視自己在中國及其他盟國的慘絕人寰的殺戮惡行；蘇聯出兵後，日本又開始無休止地譴責蘇聯違背《日蘇中立條約》發動“侵略”日本的戰爭，而閉口不提日本不顧國際條例及信譽發動侵略戰爭和各種偷襲行動。
這種倒打一耙的行為顯然很難博得國際社會的同情，但在日本國內，戰後初期缺衣少食的悲慘生活，四處流浪的戰爭遺孤，嚴重殘疾的退伍軍人，殘垣斷壁的破敗城鎮，還有足以給幾代人造成後遺症的原子彈災難，都給了這種受害意識以生長的土壤。普通民眾也因此更多地認可了“受害者”的角色，從而選擇性地淡化了自己作為施害者的責任。
掩蓋罪行
據戰末鈴木貫太郎內閣大藏大臣廣瀨豐作等人回憶，日本投降前後，為逃避戰爭追責，掩蓋侵略戰爭中反和平、反人道的罪行，在內閣決議支持下，軍政界曾大量銷毀戰爭證據。當時，陸軍中央所處地上空，焚燒文件的黑煙從8月14日一直持續到16日。其他政府機關和民間機構，包括眾議院、各大報社，及站在“軍學合作”前沿的東京帝國大學航空研究所和其他一些大學，也接到命令，要求燒毀文件。據日本戰爭研究專家吉田裕介紹，當時在燒毀重要資料的同時，還隱藏了相當一批高度機密的文件。
這種狗急跳牆式的做法，為戰後東京審判中搜集戰犯罪證和量刑定罪帶來了很大的麻煩。
1947年2月，日本律師團副團長清瀨一郎在東京審判的辯護階段，闡述了日本政府的觀點：“我國的當事者沒有與德意共同征服世界的想法”，“若說對中國的‘經濟侵略’，其本身也不是犯罪，對蘇聯也沒有侵略意圖”，“‘違反中立條約’的是蘇聯方麵，‘太平洋戰爭’也隻是自衛行動”。這種顛倒黑白的“自衛史觀”，在美蘇對立的冷戰時期，竟獲得了相當大的發展空間，以至於日本政府在否認戰爭責任上越走越遠。
最典型的例證是對戰犯和戰歿者的肯定與推崇。
1952年5月2日，日本政府在東京召開了戰後首次“全國戰歿者追悼會”，時任首相吉田茂（1948-1954年在任）致辭稱：“毋庸置疑，為戰爭而殉國的諸位，是以身奠定了和平的基礎，使我們能夠展望民主日本的成長和發展……”這種以官方形式為日本戰死者給予肯定的模式，被其後多屆內閣效仿。
從1955年開始，日本政府置國際社會的反對於不顧，以患病、年邁為由，大量釋放在押戰犯。至1958年4月，除在獄中死亡的梅津美治郎（曾任關東軍司令）等外，其餘在押戰犯全部被釋放。諸多戰犯搖身一變，又成為日本社會各界的顯赫人物，甚至重新入主內閣，在政治上呼風喚雨。如濟南慘案、“九一八”事變時的日本外相幣原喜重郎，1945年至1946年曾一度擔任日本首相；曾任東條英機內閣外相的重光葵，戰後也繼續出任東久邇內閣和鳩山一郎內閣外相，等等。
為了進一步否定侵略戰爭性質，1951年2月，文部省發布《改定學習指導要領》，正式提出用“進出”取代高中日本曆史教科書中的“侵略”一詞，掀起了修改教科書的逆流。1955年度日本的“社會科”教科書檢定中，初中申請了7本，檢定不合格有2本；高中申請17本，不合格8本——文部省官員認為“滿洲事變”等的發生，是因為中國發生排日運動，所以日本不得不采取保護措施，不能以日本的“侵略”來說明中日之間的衝突。
以文化手段“洗白”罪惡的行徑，自然不會止步於教科書。1952年《舊金山和約》簽訂後，日本國內政治環境日漸寬鬆，大量美化侵略戰爭，推卸戰爭責任的“戰爭秘聞”“戰地讀物”紛紛冒頭。1951年，侵華日軍參謀豬口力平出版《神風特別攻擊隊》，大肆宣揚特攻隊的“英雄事跡”；1952年，甲級戰犯重光葵出版《昭和之動亂》一書，狡辯是中國的革命外交、張學良的極端排日和收回滿洲鐵路運動，刺激了日本軍部，才導致了關東軍不得不武力保護日本權益的行為，再唱所謂的“九一八事變自衛說”。據統計，截至1956年9月末，凡此種種謬辯之書，發行總數達251種，其中歪曲的戰爭責任觀流毒甚廣。
外交壓力下的有限度認罪
戰後的日本，在經過短暫的經濟困境之後，迎來了奇跡般的高速發展。到1968年，明治維新100周年，日本已成為僅次於美國的資本主義世界第二經濟大國。為重返國際舞台，日本開始積極拓展對外關係。
冷戰爆發後，美國為了鞏固反共聯盟，曾“熱心”地敦促其陣營的日韓兩國建交。自1951年起，日本與韓國進行了長達十多年的馬拉鬆式複交談判。其間最大的障礙便是戰爭責任問題。如1953年10月，日韓第三次談判過程中，日方首席代表久保田貫一郎竟以日本曾在朝鮮開展各項殖民“建設”活動，反駁韓國提出的賠償要求，以致韓國代表憤而退出談判會場。此後，日韓複交談判中斷4年之久，直到1957年，才在美國的極力調解下再度開啟。
中日複交也產生過類似波折。
1972年，時任日本首相田中角榮（1972-1974年在任）訪華。其間談及侵華戰爭，他兩次輕描淡寫地說：日本給中國人民“添了很大麻煩”。在受到周恩來嚴厲批評後，田中比喻道：“有這麼兩家，世世代代是鄰居。幾十年來他們為爭牆根的寸土互不相讓，吵得兩家連話也不講。可是他們兩家的兒女卻非常要好，希望結婚。他們說，如果父母反對就私奔。倘若遇到這種情況，過去的一切就讓它過去了……”竟將侵略惡行比喻成鄰居之間的“牆根之爭”，將責任歸咎於雙方，妄圖在不知不覺中推卸侵略責任！
但即便如此，應該說，田中角榮在戰爭責任的對外表述上是超越了其前任的。在之後簽訂的《中日聯合聲明》中，田中承認了日本對中國的戰爭責任。這是戰後日本政府與各國簽署或發表的正式文件中，首次承認負有加害責任，並表示深刻反省。
田中此舉是承受了日本國內很大壓力的。此前右翼分子已經製造了多起反對日中邦交正常化和承認戰爭罪責的恐怖事件。日本社會黨委員長淺沼稻次郎曾率團訪問中國，並與中國人民外交學會簽署了以促進恢複日中邦交、反對製造兩個中國陰謀為主要內容的共同聲明，結果在1960年被右翼刺殺。1963年，時任閣僚河野一郎與中日友好協會孫平化率領的“中國蘭花愛好者代表團”會餐時，表達了對推動日中邦交正常化的意願，消息走漏，河野的住宅遭右翼縱火焚毀。田中表示決定實現日中邦交正常化後，右翼分子及其宣傳車常出現在他家周圍，恐嚇電話不斷。田中訪華時的“麻煩”發言，及當時簽訂的聲明，也讓右翼極為不滿，以致田中從北京回國後，向天皇彙報完畢，不得不出席自民黨的大會，向大家低頭道歉。其間，他甚至被要求剖腹謝罪。在之後相當長的一段時間，他一直遭到政壇孤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