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譯者主體性看宗教文化翻譯
語言研究
作者：宋玉琴 陳達
摘 要：《紅樓夢》作為中國文學史上的一部經典作品，其中描寫了中國許多傳統的宗教文化，《紅樓夢》譯本在世界範圍內的傳播也讓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國。本文旨在通過比較《紅樓夢》兩個英譯本中關於宗教文化的翻譯，說明譯者主體性在翻譯過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關鍵詞：《紅樓夢》；譯者主體性；宗教文化翻譯
作者簡介：
宋玉琴（1987-），女，西華大學外國語學院碩士研究生。
陳達（1963-），男，教授，碩士生導師，主要從事英語文學和翻譯理論研究。
[中圖分類號]：H05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12）-23--02
一、引言
《紅樓夢》是中國四大名著之一，自問世以來，該書已被譯成20餘種外國文字，其中被譯為英語文字的版本多達9種，對《紅樓夢》的研究已經形成一門學問：紅學。自20 世紀70 年代《紅樓夢》的兩個英文全譯本（楊憲益夫婦的譯本《A Dream of Red Mansions》和霍克斯先生的譯本《The Story of the Stone》） 相繼出現以來，它們也因譯者主體性的不同和其各自的翻譯藝術成就而成為目前所有英譯版本中最為著名的兩種譯文。許鈞認為：“翻譯主體性”是指翻譯的主體及其體現在譯作中的藝術人格，其核心是翻譯主體的審美要求和審美創造力。[1]屠國元眼中的譯者主體性：譯者在受到邊緣主體或外部環境及自身視域的影響製約下，為滿足譯入語文化需要在翻譯活動中表現出的一種主觀能動性，它具有自主性、能動性、目的性、創造性等特點。[2]而陳大亮從哲學視角進行闡述：主體性說到底是能動性和受動性的辯證統一，也就是說，主體性隻有在與客體的對象性關係中才能表現出來。[3]楊憲益夫婦與霍克斯先生的譯者主體性在《紅樓夢》翻譯中的體現是不同的，霍克斯通過翻譯體現了從“它是”到“我是”的主體性張揚，維護了解構理論；楊憲益夫婦則實踐了從“它是”到“我是”的主體性抑製，消解了解構理論，維護了傳統的“作者中心論”和“原著中心論”。換言之，楊憲益夫婦在翻譯中注重使用異化的翻譯策略，以原著為中心，強調對於原著人文氣息和風土人情的再現，而霍克斯先生在翻譯中注重使用歸化的翻譯策略，以讀者為中心，將異域文化轉化為目標讀者易於接受的語言。兩種翻譯譯本的目的都在於促進不同文化之間更好的交流。在成功的翻譯中，較掌握兩種語言而言，掌握兩種文化顯得更為重要，因為語言隻有在相應的文化背景中才會有意義。[4]在《紅樓夢》的譯本中，該點體現得淋漓盡致。譯者的背景、身份、地位、所處的社會環境都會對翻譯工作產生深遠的影響。在翻譯過程中，譯者從自己的價值觀念出發，來理解和評價其他文化， 將自己的思想和情感傾注在自己的譯作中，給自己的譯作打上譯者的烙印。
《紅樓夢》是是中國文學史上一座寶藏。其內容不僅包括詩詞曲賦、建築風格、人際關係和醫療保健，還反映了宗教文化，深刻的體現著中國傳統文化的民族特色。因此，《紅樓夢》英譯本無疑將成為世界上其他文化了解中國的一個重要的渠道。文章從譯者主體性的角度出發，對楊憲益夫婦和霍克斯先生的《紅樓夢》譯本中的部分宗教文化的翻譯進行舉例分析，說明譯者主體性在翻譯過程中的重要作用。
二、從譯者主體性看宗教文化翻譯
宗教文化是一個複雜的組成部分，宗教信仰、宗教著作、宗教規章製度等等都屬於宗教文化的範疇。在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文化中，人們信仰不同的宗教。一個民族的宗教信仰是該民族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 宗教文學翻譯作為文學翻譯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其地位也顯得尤為重要，它將成為傳播民族文化，讓民族文化走向世界的一個重要窗口。在《紅樓夢》的兩個譯本中，宗教文化的體現是迥然不同的。
例1、《紅樓夢》
楊憲益夫婦的譯文是（以下簡稱楊譯）：A Dream of Red Mansions[5]
霍克斯先生的譯文是（以下簡稱霍譯）：The Story of the Stone[6]
“紅”常讓中國人聯想到興旺、喜慶、熱烈等等。漢民族喜愛紅色的曆史源遠流長，這體現了華夏子孫在物質和精神上的向往和追求。楊憲益先生受中國傳統文化影響，在對《紅樓夢》進行翻譯的時候，發揮譯者主體性，采用異化的翻譯策略，保留中國傳統文化色彩，將其直接翻譯為《A Dream of Red Mansions》，在傳播中國傳統文化，讓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國方麵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英語國家的文化源於希臘古羅馬文化及《聖經》。在西方文化中，人們信奉《聖經》，通常會將與《聖經》相關的意象都會被賦予某種特定的文化內涵。耶穌在最後的晚餐上把紅葡萄酒遞給聖徒時說：“這是我立約的血，為多人流出來，使罪得赦。”鮮血流下來之時，生命之花也將凋零，所以“red”使通常會使西方人聯想到“警告”、“危險”等不好的意象。 霍克斯先生受西方基督教影響嚴重，在翻譯《紅樓夢》題目的時候，受到譯者本身文化因素的影響，避免了使用在西方文化中不吉利的“紅”，而將其譯為《The Story of the Stone》，既保留了文化內涵，也避免了在目標讀者中可能造成的文化誤解和文化衝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