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產力促進中心國內主要研究綜述與展望
科學技術與產業
作者：趙靜 薛強
摘要：生產力促進中心啟動建設以來的20多年，在理論研究和實證分析方麵形成了一些探索與成果，主要集中在境外同類機構的研究、定位功能和發展環境的分析、主要業務的凝練，運行模式和體製機製分析、績效評價的理論和實證研究等5個方麵，對指導和推動生產力促進中心發展產生了積極影響，但與同類科技中介機構相比仍然存在一定的差距。在綜述和比較分析的基礎上，對下一步研究方向形成了具體的建議。
關鍵詞：生產力促進中心；研究綜述；發展方向；科技中介
中圖分類號：F124.3 文獻編碼：A DOI：10.3969/j.issn1003-8256.2014.02.002
生產力促進中心的建設發展已經有22年的實踐[1]，其中總結凝練了一些經驗、機製和模式。而最早有關生產力促進中心主題的研究文章可以追溯到1981年，在當年《科技管理研究》第四期上刊發了一篇題為“關於利用港、澳條件開展科技工作的若幹情況和意見”的文章，簡要介紹了香港的生產力促進機構；有關生產力促進中心的文獻中，1994年第2期紅河州黨校學報上發表的《淺議組建紅河州生產力發展中心》則是首次專門性的研究文章。
考慮到我國的生產力促進中心是從1992年啟動建設的，文獻回顧應當以此為起點，依托中國知網以生產力促進中心作為主題進行檢索，剔除報紙類的單純消息性的文章，並按照內容關聯性和針對性的原則進行二次篩選，最終確定156篇文章作為研究內容。總體上看，這些研究基本涵蓋了從1992年到2014年初針對生產力促進中心進行的理論分析和實證研究，其中還包括了7篇碩士論文（遺憾的是尚無博士論文），研究的方向主要集中在五個方麵：境外同類機構的研究、定位功能和發展環境的分析、主要業務的凝練，運行模式和體製機製分析、績效評價的理論和實證研究。
1 境外同類機構的研究
生產力促進中心這項工作最早源於對港澳台同類機構的學習借鑒，因而文獻研究也多集中在這一領域，從已有的相關文章看，上世紀九十年代研究境外科技中介機構與我國生產力促進中心建設的文章最多，1994年，錢柏泉[2]結合赴港考察，係統介紹了香港生產力促進局的組織機構、工作內容、業務方向、運行機製等，並對生產力促進中心的建設提出了建議。雖然這篇文章不長，內容的詳盡性和針對性與此後同類文章相比也稍顯欠缺，但在當時的發展階段和外部環境下，還是發揮了積極的作用。1995年至2001年，陸續又有6篇文章相繼刊發，涉及的國別和範疇也更加廣泛。1995年，首次對歐共體[3]的企業與創新網、企業與創新中心的研究，並對比利時的Socran創新中心和Innotek創新中心、法國的Synergie創新中心進行了重點介紹，總結回顧了創新網和創新中心在1984年到1993年的投入和產出情況。1999年，係統介紹了台灣中國生產力中心[4]的運行情況，包括機構的定位、目標、業務等方麵，並且重點對中心的特點及其對應的功能進行了描述，說明了政府在科技中介機構發展中的作用、科技中介在官產學研合作中的功能等。2001年，有關德國石荷州技術轉移中心[5]的研究文章，較為全麵的對發達國家科技中介機構的業務定位進行了介紹，並結合我國生產力促進中心發展的實踐，形成了更加有針對性的建議。
2001年之後，與生產力促進中心相關的境外機構的研究極為沉寂，一方麵是孵化器、大學科技園等同類型機構的快速發展，引起了學術界的濃厚興趣，境外機構與這類科技中介機構的比較研究日趨活躍；另一方麵，生產力促進中心對外開放的程度不斷加深，更多的從業者已經能夠實地考察境外機構的情況，文獻研究的熱度減弱。直到2012年，有文章[6]更加全麵、係統地梳理了境外同類機構的情況，並對生產力促進中心的發展提出了新的設想。在介紹相關機構時，既包括了熟悉的台灣中國生產力中心、香港生產力促進局，重點是近十年新的發展情況；同時，介紹了德國史太白轉移中心、歐洲企業網絡、美國的相關機構和企業化運行的服務網絡、日本的中小企業服務體係及其重要機構，以及韓國、法國、瑞典、西班牙的相關服務機構，幾乎覆蓋了主要發達國家和地區的科技中介服務機構，初步形成了不同機構之間的對比和與我國生產力促進中心發展的比較。在此基礎上，提出了機構性質的非決定性作用、服務一體化和專業化的趨勢、網絡化和信息化的手段保障、國際化視野的導向等判斷，進而形成了對生產力促進中心發展的誌、質、智、製、秩等五個方麵的建議。
2 功能定位和政策環境
生產力促進中心最早的發展定位，是1995年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加速科學技術進步的決定》（中發[1995]8號）提出的“要建立、健全為中小型企業提供技術、信息服務的生產力促進中心等技術服務機構”，這對起步階段生產力促進中心的建設起到了重要的指引作用。石定環[7]（1997）在分析了當時我國中小企業麵臨的主要問題基礎上，從政府、行業與地區、企業三個層麵詳細闡述了生產力促進中心服務宗旨的具體表現形式和內容。王章豹等[8]（2001）重點從企業生產力係統的勞動力、勞動工具、科學技術、管理等維度入手，提出了生產力促進中心相應的服務功能定位，形成了促進生產力轉化提升的演進路徑。此後，文獻中鮮見有關功能定位的研究，而2012年才有文章[9]對整個生產力促進中心發展階段進行了係統回顧和梳理，首次提出四階段劃分方法（以往常見的是三階段），並對每一階段進行了特征描述和劃分，按照區域和規模兩個維度逐一解釋了發展進程中的功能選擇路徑。
由於是“自上而下”的組織實施模式，生產力促進中心從發展之初就麵臨著良好的政策環境，前述有關發展階段的文章曾收集了1992年至2012年的部門級以上的政策文件名錄，從中可以看出在上世紀九十年代生產力促進中心的扶持政策密集出台、成效明顯，因此那一階段的政策需求方麵的研究極少。2000年，劉久貴等[10]針對發展形勢和外部環境，重點從法律體係和政府扶持兩個角度提出了工作思考，一方麵借鑒香港、新加坡等的相關法律，提出對非贏利機構給予法律支持的建議；另一方麵，圍繞中心發展過程中的問題，提出財政投入、融資方式等方麵的探索方向。此後，2002年，生產力促進中心被正式寫入中小企業促進法。2009年，季非非[11]提出了應加強生產力促進中心在深化行政體製改革、推進非營利機構發展、培養專門人才方麵的具體建議。2014年，在梳理生產力促進中心體係建設重點省行動的若幹試點政策，係統分析了我國生產力促進中心的政策演進過程及麵臨的問題。
3 業務實踐
與研究功能定位不同，對生產力促進中心典型業務的研究主要是從本世紀初開始的，2011年還有專門的文獻研究了50個典型案例[12]。而從研究型文章看，主要集中在三個方麵。
一是傳統業務的實證分析。生產力促進中心起步開始，主要業務範圍集中在從境外引入的谘詢診斷服務和信息化服務，之後文獻研究重點關注了谘詢診斷的服務內容、流程、盈利模式，特別是隨著我國中小企業發展和科技體製改革的深入，針對性和時效性更加明顯；同時，同時期是我國製造業信息化科技工程加速實施的重要階段，這項主要麵向中小企業的服務也成為生產力促進中心的重要業務，相關的研究也較為集中。此外，在服務科技型中小企業的同時，麵向鄉鎮企業特別是農業企業和普通農戶的服務也日趨多樣化，此類文獻也是數量最多的，2012年，薛強等[13]對生產力促進中心“三農”服務歸納為農業技術推廣、產業化、信息化、人才培育、農資供給等五個方麵，並分析了農技對接、服務市場化、服務隊伍、服務模式等四個突出問題。